【财新网】（记者 周东旭）“我就想看看，在当前中国农村，政治身份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带来经济收益。”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程名望向财新记者解释他最近一项关于农户收入的研究。借助统计模型，他们分析了2003—2010年间覆盖全国31个省份的调查数据。

研究发现，政治身份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政治身份户比非政治身份户的家庭人均收入高19.38%。19.38%的收入差距并非全部由政治身份决定，剔除其他影响因素，有5.84个百分点的收入差距来自于单纯的政治身份贡献。

所谓政治身份的收入效应，不是指由于贪腐等寻租行为带来的收入，而是基于政治身份的“合法收入”。尽管其中可能包含与身份相关的灰色收入，但调查统计上无法呈现。所谓政治身份，主要分为三类，（县乡等）国家干部户、村干部户以及党员户，以户为单位。

从不同结构看，村干部户的收入效应最高（7.73%），其次是国家干部户（6.05%），最弱的是党员户（3.94%）。也就是说，村干部身份更容易带来高收益。

这一研究成果由程名望和史清华、Jin
Yanhong、盖庆恩合作，并以《市场化、政治身份及其收入效应——来自中国农户的证据》为题，刊发在知名刊物《管理世界》。

程名望介绍，研究采用的是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家庭数据163305份，家庭成员数据660286份，其中，政治身份户占比从2003年的19.97%降至2010年的18.57%，具有非常强的代表性大样本，“很珍贵，与先前研究相比，属于最新的数据，而且很有代表性，数据真实质量很高。”

农村固定观察点是1984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建立，目前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具体组织指导，调查在全国各身份已连续跟踪长达29年（1986—2013年）。更重要的是，程名望说，这份数据并不是公开的，主要还是供决策使用，一般的科研团队很难拿到。

政治身份是否应该获得经济收益，经济学界也有不同观点。程名望介绍，一种观点认为依靠政治资本获得经济收益是可以接受的，依靠经济激励，干部才比较乐意贯彻执行国家推行的各种农村政策，这种激励作用，有利于国家政策的执行和农村经济增长。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差距不利于农村收入分配，会拉大差距，使党群关系脱节。“这两种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政治户有比较高的收入，其实是把双刃剑。”

政治身份户与非政治身份户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首先，政治身份户的优势是多元的，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产、户籍制度等方面均具有显著性优势。

其次，在具体收入方面，2003—2010年，政治身份户和非政治身份户的人均年收入分别为7592.11元和6359.39元，前者比后者高1232.72元或19.38%。在政治身份户中，人均收入最高的是乡村干部户（8859.58元），其次是党员户（7747.89元），再次是国家干部户（7190.80元）；分别比非政治身份户高39.25%、21.78%和13.02%。

最后，从收入结构看，调查将收入来源归纳为五种，分别是家庭经营收入、外出务工收入、国家干部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支付收入。研究发现，除了家庭经营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政治身份户在其余三项收入上均高于非政治身份户。

大样本数据记录了2003—2008年“从集体所得收入”、“从股份制企业经营中得到的收入”和“从合伙、私营和三资企业经营中得到的收入”，以及2009—2010年的“征地补偿收入”。研究显示，政治身份户、特别是乡村干部户在“从集体所得收入”和“从股份制企业经营中得到的收入”这两项收入来源上具有显著优势。这说明政治身份帮助干部们从农村集体所有制中受益，特别是从集体企业或者集体企业私有化中得到了比普通农户更多的经济利益。

另一个发现是，转移性支付收入构成双方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程名望表示，转移性支付本来应该以公平为主，但具体实践中并未起到应有作用，比如，贫困资助未必就给到了贫困户，而是更多的分配给与干部有关系的非贫困户，“由于乡村干部户拥有的资源配置权力，转移性支付并没有显著流向弱势群体。”

当然，乡村干部户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家庭经营。和非政治身份户相比，政治身份户对于传统劳动性收入的依赖减弱，而对非劳动性收入的依赖增强。

所以，研究指出，政治身份收入效应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就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职工工资；二是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支付收入等非劳动性收入；三是从村集体或股份制企业经营中得到的收入。

“调查数据没有办法直接体现权力寻租或腐败，但实证分析依旧能反映出政治身份户权力寻租效应的存在。”程名望说。

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农村市场化改革并没能有效影响政治身份带来的收入差距。

程名望解释，政治资本是非市场化因素，根据经济学一般原理，市场逐步完善，不公平的政策、制度以及政治身份等对收入的影响应该越来越弱，而是改由市场因素来决定收入水平，比如人力资本等，这是常识判断。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的农村市场化改革并没有给双方收入差距带来实质影响，差距依然明显。

程名望总结，这一研究的的启示在于，第一，农村市场化改革仍然比较滞后，需要继续推进。

第二，村干部依据身份获得一部分收入效应，可能是阶段性必然结果，但是，政治身份的收入效应该保持在多高水平，需要认真拿捏，尤其是要进一步完善基层制度，利用制度形成制约，不能使差距过大。

第三，农村的人力资本经济收益依旧不高，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包括教育和健康，“我认为健康更加重要一些。”

“政治身份户与非政治身份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是19.38%，这只是基于调查数据的保守统计，现实差距只可能比这个大，不可能比这个小。”所以，程名望说，规范和改革农村的政治治理结构和模式，抑制政治身份户、特别是乡村干部户的权力寻租及其收入效应，仍是中国乡村治理乃至农村稳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