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社记者撰写有关巴黎气候大会的社评文章，来电问笔者：为什么世界重要媒体都把巴黎会议通过气候变化协议列为头条新闻？我说这当然是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划时代事件，历史会不断对此做出证明。

今年以来笔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包括7月份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科学大会，多半与巴黎会议有关。现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希望的实现并超过了预料。如果说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是因为气候变化方面的科学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那么和平奖同样应该颁给为巴黎会议做出重要贡献的联合国、法国以及中美等国家的领导人，巴黎会议的成功同时也揭示了全球环境气候治理领域的三个转变。

首先，全世界将由此从化石能源时代进入能源转型和低碳经济时代。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转型的确立需要科学与政治两个方面的认同，从科学的角度，证明气候变化是否确有其事以及为什么与人类经济活动有关；从政治的角度，证明世界要不要发起一场抵抗气候变化，以实现能源变革的新经济社会运动。科学方面的认同，开始于IPCC 20多年来的工作。IPCC 1988年成立，1990年发表第一份气候变化报告（AR1），到2007年AR4报告证明全球气候变化有90%的可能性，由此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政治上的认同，源于1992年联合国通过有将近200个国家签约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但是后来的发展有波折。这次2015年巴黎会议，表明科学的结果和政治的结果终于达成了一致。巴黎会议表明，全世界正式进入化石能源减少、可再生能源增加的能源转化时代已经铁板钉钉，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到普通老百姓均要适应这样的发展趋势：2016年将是全球新能源时代的元年。

其次，全球治理从各自为阵的零和博弈走向了有底线的相互妥协。正如有人所说，要200个各自活蹦乱跳的猴子一起正步走，是极其困难的。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涉及多种多样的国家利益。以往各次谈判，200个签约国各有各的主张，这次巴黎会议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谈判各方的心态从你死我活到相互妥协，很大程度源于在全球治理运动中倡导一种有弹性的体制安排，即从自上而下的强制减排模式，转向自下而上的志愿减排模式。我相信，巴黎会议的范例，可以成为全球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新起点，为解决类似的多边问题提供借鉴。

另外，中国在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中从被动走向主动开始显现领导力。中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曾经是个问题。增长经济学家通常把增长放在高于资源环境的地位，认为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超过了中国现有的能力；更有一些阴谋论者强调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陷阱，说他们自己已经发展了，现在就抑制中国发展。然而，近几年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不是人家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需要做，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其实与解决国内资源环境问题方向一致，是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远见大大超过了国内许多学者。2014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发起中美之间、中法之间、中德之间、中英之间的首脑会议，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提出每隔5年做一次检查。所有这些，均为巴黎会议打下了关键性的基础，是中国作为崛起中大国在国际重大事务中有责任有领导力的表现。（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