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专家陈强:上海科技金融创新要做五件事
发布人:可持续发展  发布时间:2015-12-11   浏览次数:116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科技与金融的相互融合形成了经济发展的现实动力。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科技与金融的相互融合形成了经济发展的现实动力。今年5月,上海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即“科创22条”),将在科技信贷、风险投资、科技保险以及资本市场等方面出台多项举措。8月21日,上海发布《关于促进金融服务创新,支持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推进科技与金融的深层次融合,支持科创中心建设。

科技金融与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工业革命无不源于科技创新,而成于金融创新。

科技金融是创新价值得以实现的“催化剂”。熊彼特从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提出创新的概念,创新天生就具备财富属性,经济因创新而得以发展。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工业革命无不源于科技创新,而成于金融创新。科技金融本质上是企业家将技术发明转化为商业活动的一系列融资行为,在实现创新价值的过程中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在美国,21%的GDP是由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贡献的,发达的资本市场为中小科技型企业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仅硅谷一地,就集聚了超过全美40%、全球14%的风险投资,使得该地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高地。

科技金融是科技创新要素的“黏合剂”。科技创新不能简单地用“从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到产业化”的线性思维来理解。在市场竞争和商业博弈过程中,技术、团队、管理、市场等众多要素共同发挥作用。一个木桶盛水的高度不仅仅取决于其中最短的那块木板,还取决于各板块之间的无缝拼接。科技金融好比黏合剂,将科技创新的主体、要素、过程等紧密地聚合在一起,让科技创新的木桶不“漏水”,让科技创新的过程更顺畅。

科技金融是产业创新生态环境的“指示剂”。在“科创22条”中,推动科技和金融紧密结合被写入第四部分“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上海能否按照预期规划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全球科创中心,关键在于能否集聚和涌现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聪明人”和独具慧眼的“有钱人”,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创业的良好生态环境是否形成。显然,科技金融的成熟度可以作为产业创新生态环境是否健康的重要“指示剂”。以色列是全球公认的“创业的国度”,国土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800万,自然条件一般,资源也不丰富,却吸引了130个国家的移民。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科技金融为其产业创新生态环境增色不少,以色列的人均风险投资额是美国的2倍,列世界首位。

上海科技金融创新面临的困难和障碍

上海的科技金融创新存在财政政策投入方式“活力”不够、各类金融主体与科技企业融资需求适配性不强、软环境支撑力不足等问题。

上海是全国首批科技金融结合试点城区,在推动科技金融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方面取得诸多成效,但仍然面临着一些亟待突破的法律法规限制和制度瓶颈。

财政政策的投入方式“活力”不够。统计资料显示,上海80%的R&D投入用于新产品、新工艺和新设备等技术开发和应用领域。要想解决企业科技成果转化中融资的“麦克米伦缺口”,财政资金仅仅靠直接投入和无偿补贴的形式,必定会“力不从心”。上海在健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科技投入方式方面还有不少可作为的空间,比如可以在技术创新项目立项环节更多发挥风险投资机构的“背书效应”。目前,上海市科技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评选已经改由风险投资机构评审为主,政府的权力不断下放下沉,“赛马而不相马”的理念正在逐步推广。对其他类型的财政专项资金也需要建立个性化、差异化的投入方式和绩效管理模式。

各类金融主体与科技企业融资需求适配性不强。面对变化万千的科技发展态势,上海在金融工具供给层次和供给结构方面的创新还不够丰富,较难实现科技与金融的“稳定匹配”。股权众筹、互联网金融、科技保险、地方性OTC交易平台等金融要素及其市场仍处于发育过程中,“正门难开”,导致“旁门大开”,各类资金期限错配和资源错配带来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科技金融创新的软环境支撑力不足。上海已经有各类众创空间、孵化器、技术交易所等服务机构的布局,但这些机构的发起、建设及运营很多由政府主导,专业化和市场化程度还不太高,尚难适应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发展需要。据统计,上海已有创业孵化园区71家,孵化器149家,加速器14个。但是真正形成品牌,具有一定行业声誉和创新特征的并不多,需要进一步提升专业技术孵化能力和运营服务水平。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的推动下,科技创新模式和科研组织形式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科技创新活动的“大众化”、“社会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上海的科技服务业要努力适应这些变化趋势,提升服务能力,营造良好的科技金融软环境。

上海科技金融软环境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企业和社会信用体系不够健全,使得风险投资机构和商业银行的投资决策必须面对并承担较高的道德风险,从而挫伤了金融机构参与的信心和积极性,导致投融资供给效率偏低。

上海科技金融创新的着力点

上海应率先设立民营化、区域性的科技银行,实施多种形式的“股权+债权”的融资服务方式,重点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发展。

上海科技金融创新“一抓就灵”的灵丹妙药未必存在,“一揽子解决方案”也很难找到。笔者认为,上海应清醒认识到自身的长处和短板,夯实发展基础,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科技金融创新的突破。

发挥财政科技投入的引导和撬动作用。

财政科技投入具有公共性,体现的是政府科技创新治理理念。首先,政府必须从传统的“行政审批”思维模式转变到“市场发现”的轨道上来,突出财政科技投入的引导和撬动作用,通过适当分担风险和规模奖励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科技创新。

类似的做法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十分常见。譬如,美国联邦中小企业管理局(SBA)与银行合作推出的“7A”和“504”科技项目贷款,政府一般承担75%的坏账风险。再如,台湾“财政部”推动成立的信保基金分担承保贷款额度50%~80%的风险,通过建立平等的银保合作和风险共担机制,培育了一批知名企业。

有学者经研究指出,对于风险容忍度更高的投资公司,对企业创新产品、优质专利等科技创新产出的贡献度更高。上海拥有不少国资背景的创投公司,面对种子期科技投资市场失灵的窘境,这些企业应挺身而出,当一回“带头大哥”。

与此同时,国资管理部门对国资创投的业务决策模式、盈利方式及要求、监管和考核机制等方面应努力寻求更大力度、更为精准的突破。譬如,简化国资在投资入股时的定价评估手续、优化国资在退出阶段的产权交割程序、鼓励国有创投企业的投资团队建立跟投和激励机制,甩掉国有资本固有的“中庸”和“惰性”,让它们“敢于投资,乐于退出”。

补上天使投资的短板。

天使投资人除了投资之外,还可以为创业企业提供专业经验和人脉资源,并发挥“创业导师”的作用。优秀的天使投资人在为创业企业提供融资的同时,还可以为其打上“声誉标签”,增强其持续发展的信心。

2014年,美国有超过30万名天使投资人,为7万多个高科技项目提供超过240亿美元的投资。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2014年,中国天使投资基金共有177只,资金总额150.15亿元,规模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上海在金融机构和资源总量上具有规模优势,但是就专注于早期创业项目的天使投资而言,活跃度不够。根据清科研究中心2014年统计,上海的天使投资案例233起,发生金额为9.93亿元,北京的天使投资案例691起,发生金额30.06亿元,上海不及北京的三分之一。

如何吸引全国乃至全球的天使投资人集聚上海,靠的是好的创业项目,靠的是活跃的投融资氛围,靠的是成熟的科技服务体系,靠的是契约精神和法制土壤。上海在发展风险投资引导基金方面具备领先、成熟、完善的经验和优势。下一步,上海应继续做大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的规模,不同的区县和园区围绕各自的优势产业形成互补和联动,充分发挥引导基金的“杠杆效应”和“引导效应”,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专业力量关注初创期的创业项目。

另外,上海还要出台更多的鼓励天使投资基金和机构发展的税收优惠和财政扶持政策,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科技板块”,大力发展“天使+孵化”的创业服务模式,让科技创业的苗圃不断迭代,让金融机构之间充分竞争,推动科技创新从量变转为质变。

打造中国的“硅谷银行”。

长期以来,一方面受限于现有法律、政策及制度框架,另一方面由于能力建设未能及时跟上,传统金融机构面对中小微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不敢做,不能做,也不会做”。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虽然创新能力出众,但囿于“轻资产和小规模”,商业银行对其存在严重的“惜贷”和“慎贷”现象。

近年来,上海各商业银行纷纷开发出面向科技企业的股权质押、专利质押、信用贷款等产品,但科技企业的实际获贷率仍然较低。“叫好不叫座”的原因在于商业银行缺少与科技资产相匹配的风险定价机制,考核方式和激励手段都显得单一、滞后。即使有少数看中的科技项目,商业银行大多通过建立外围合作的方式开展“投贷联动”,效率较低,效益也不显著。

上海应努力争取国家有关监管部门支持,率先设立民营化、区域性的科技银行,实施多种形式的“股权+债权”的融资服务方式,重点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发展。注重激发社会资本的活力,发挥民营银行机制灵活的优势,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打造中国的“硅谷银行”。

抓住双自联动的改革契机。

与国内其他区域比较,上海的科技金融呈现出更加开放性和国际化的特点。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的不断深化发展,人民币国际化、意愿结汇、自贸区账户等一系列金融监管制度将不断取得突破,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多元化、低成本、高效率的资金和资源。

张江科技城作为承接双自联动战略的核心载体,不仅吸引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为科技金融创新带来更多实惠。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方面可以将全球顶尖技术和研发资源吸引到上海,弥补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另一方面,国内的创新成果也可以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本,提升全球产业链布局能力。

政府应当抓住改革良机,搭建更加开放的协同创新平台,促进多元主体之间产生“化学反应”。比如要充分发挥跨国公司在上海的集聚优势,建设“联合孵化和成果转化创新平台”。通过创新平台的管理和运营机制,调动跨国公司在行业技术领域的创新资源,与上海的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机构对接合作,探索开展跨国孵化和双向投资。

着力推进企业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企业和社会信用体系事关科技金融创新的长远发展。事实上,每一家中小微企业都是有信用的,但是由于我国征信体制和法律制度环境的相对欠缺,广大科技企业的信用价值很难被充分挖掘,也无法进行量化和查询。“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信用行业的发展带来契机。

要强化对企业信用征信、评级等服务机构的引导和扶持,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更多基于信用分类的科技金融产品。张江高科技园区通过多年的“信用张江”体系建设,累积了2000多家科技企业成长档案,根据个性化的信用评估报告,联合商业银行、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推出了“普惠卡”、“科技卡”、“集合贷”等科技金融创新产品,大大降低了科技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了企业融资可获得率。

在已有探索实践基础上,园区政府应当针对性地构建“科技企业信用融资服务平台”,帮助科技企业拓宽股权融资、债券融资、资本市场等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信用连接金融,信用服务创新”的模式是上海的创新之举,这条道路也必将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