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当前危机，如果只是简单地进行经济恢复，虽然必要，但是不够。我们需要寻求“一石三鸟”的解决方法，通过全球性的“绿色新政”，借助新的发展模式推进经济增长。

当前的金融危机隐藏着“三重挑战”

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当前金融危机可以解读为“一个危机、三重挑战”。“一个危机”，是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三重挑战”，是金融创新泛滥的挑战、资源环境限制的挑战、人类福利门槛的挑战。因此，化解当前危机，如果只是简单地进行经济恢复，虽然必要，但是不够。我们需要寻求“一石三鸟”的解决方法，通过全球性的“绿色新政”，借助新的发展模式推进经济增长。

金融创新泛滥的挑战。这是表象的挑战，即当前的危机看起来是由于金融产品供给超过了实体经济需求而造成的。按照一般均衡的经济原则，解决这种问题的通常做法，或者是抑制金融创新泛滥以降低虚拟经济的流动性，或者是刺激消费需求以提高实体经济的增长性。例如，前一段时间通过银根收缩来控制流动性，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此后又通过加大公共投资来刺激实体经济增长，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大多数人认为，当前解决金融危机之道，是要注入流动性，以抑制金融危机的扩大和蔓延，长期则要通过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来对冲虚拟经济的虚胀，最终回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平衡上来。问题在于，如果实体经济发展没有超过地球生物物理的极限，那么通过扩大实体经济的体量来解决过杠杆化，应该是可行的；不过很不幸，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实体经济的持续扩张已经受到了地球生态条件的限制。

资源环境极限的挑战。这是深层次的挑战，即金融危机交织着资源环境供给与物质流量需求的不平衡，在国际上这特别表现为化石能源的供给不足和人类需求的持续增加，人类面临着严重的能源耗竭的挑战，以及二氧化碳排放过量引发的气候变化的挑战。显然，当经济增长处于生态极限之内，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是相当简单的，即降低人们的需求，同时提高自然的供给，得到新的均衡。但现在的情况是生态供给能力已经逼近甚至超过地球自然极限，而人类需求（包括发达国家的欲望性需求和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性需求）却仍然在高速度增长。此时，如果针对金融危机的各种新政，是以政府投资于传统基础设施项目和传统耗能产业项目，以基于化石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实体经济增长，试图来缓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那就没有出路。因此，真正明智的办法，应该是用清洁能源以及相关产业替代化石能源以及相关产业来振兴经济（所谓“深刻的结构变化”）。

人类福利门槛的挑战。这是另一种深层次的挑战，即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策，要面对“合理性”的质疑，它是否有利于福利增加和福利分配？与当年的罗斯福新政不同，有研究表明，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福利门槛，即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以后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不再对社会福利改进有明显的贡献。真正重要的，乃是增加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利水平和降低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异。因此，当前应对危机的新政特别需要从增加就业岗位和提高穷人福利等方面加以考虑，而不能只是简单的恢复经济增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此次加大公共投资特别强调投资于民生部门的理由，内容包括中国的农村城市化和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

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和节能减排是“绿色新政”三大指标

从以上三方面的挑战和应对，可以看到“绿色新政”不同于传统新政的本质，就是要从追求经济增长到追求结构变化，这与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思路是严格一致的。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资源环境挑战和人类福利挑战，实际上是过去简单的经济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就会认清现在再用单一的经济增长之道来解决隐藏着多重挑战的金融危机的谬误了。正所谓“导致问题产生的方法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在操作上，我们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就业增加、节能减排等三方面的指标。只有在这三方面都具有作用的政府公共投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新政”。例如，清洁能源、生态服务（包括水资源保护等）、低碳型的公共交通和铁路网络、农村基础设施等，就属于这样的有“一石三鸟”价值的投资领域。

联合国的研究已经证明，投资于自然保护领域或所谓生态基础设施领域的经济回报和劳动就业的收益，要远远高于传统的汽车制造、钢铁、信息等部门或产业。因此它们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而不是以往认为的是经济增长的负担。而且投资于生态基础设施，与消除贫困有密切的联系。最近，美国参议院两党讨论奥巴马的经济刺激方案，将原先大约9000亿元的盘子削减掉1000亿元，考虑之一就是要将没有就业意义的经济刺激项目一律减去。如果中国未来两年中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在具体操作时也严格按照以上三个指标进行选择和实施，那么可以相信，这样的“绿色新政”会有利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