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上海2050年建设成为可以与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有一拼的全球城市，各种各样的思想碰撞非常热闹。但是对于要建设什么样的全球城市，仍然没有看到明晰化且具有可行性的说法。

　　起初，一种具有沿袭性的看法认为，全球城市就是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经济节点城市，判断标志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在大都会的集聚，跨国公司总部的能级与数目，港口、机场、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全球化联系，金融、商品、人流、信息、技术等经济流量处于世界城市网络的中心，等等。但这一理解仍停留在全球城市是经济概念的层次，是过去十几年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城市的延续和汇总，只不过在能级上要争取达到世界前十位之内罢了。最近十多年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城市的全球影响力包括文化、政治、生态等方面。

　　于是有人提出上海2050年应该超越单纯的经济思维，要有气魄建成综合性的全球城市，要花大力气增量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医疗中心、体育中心、旅游中心等等。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全球城市2.0的概念，强调理想的全球城市要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治理、空间等方面多元并举甚至齐头并进。于是在各种讨论中，在传统经济维度的“四个中心”之外，有人提出建设第五个中心、第六个中心、第N个中心。如果对此泼点冷水，可以说在城市资源禀赋有约束的条件下，在世界城市网络竞争和变动十分激烈的背景下，这样的全面出击根本不具有成功的可能性。

　　写这篇文章，是想提出这样的工作假说：上海2050年建设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城市，既不是建设传统的唯经济性的全球城市，也不是要建设面面俱到的综合性全球城市，而是要建设“经济全球化能力鹤立鸡群、相关全球化能力众星拱月”的新型全球城市。理论依据在于，当今世界实际上不存在纯粹的非全球城市。每个城市均有这样那样的参与全球化的能力，而脱颖而出、进入顶层的全球城市，实际上是那些有多种全球化能力，但在一个方面达到最大影响程度的城市。例如，纽约作为全球城市，核心功能仍然是在经济和商业方面，虽然城市全球化文化能力也不低，但是一般认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化类全球城市是洛杉矶而不是纽约。

　　因此上海2050年建设成为新型全球城市，应该是一个“红花绿叶”组成的目标。“红花”是代表中国参加全球性城市的经济竞争和创新竞争，努力进入与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比肩的第一方阵；“绿叶”是有足够强的文化、社会、生态、治理等城市全球化能力，为经济能力高峰突出提供支撑，同时又在经济反哺下一步步进入世界城市网络中的高等级。不管什么类型，全球城市的建设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内部的全球化项目的物质建设和体制建设，一个是由这些内部实践导致的与全球其他城市的联系。例如，如果上海要有全球化的文化能力，一方面，需要在传统的经济建设之外，发展系统化、有规模的文化设施、文化人才、文化产业、文化组织等；另一方面，这些文化能力必须足够与其他海外城市相互影响，文化要素能够在世界城市网络之间流动。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能级，就不是全球化意义上的文化大都市。而对以上问题的深入思考正是现在研究和讨论上海2050年所缺少的。（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