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强调生态设计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是中国循环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的表现：如果说过去十几年来我们搞循环经济所做的是准备期，那么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主旋律的阶段；而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的总称，便是绿色化】

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绿色化”概念，并将其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并列，这是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顶层设计后，中国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次全面部署。

9月12日，由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举办的“绿色化：生态设计论坛”在北京召开，聚焦产品生态设计、建筑生态设计、园区生态设计、城镇与乡村生态设计四大领域，研讨如何通过创新驱动生态设计，旨在推动从设计源头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减少污染物产生，有利于资源再生循环利用，实现资源永续利用和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循环经济全球议程理事会成员、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联合国——同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责任教授、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诸大建是中国循环经济的主要倡导者，《资源再生》杂志在会议期间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

“绿色化”之前世今生

作为中国最早提出并研究循环经济的学者，诸大建从开始便是从绿色经济的角度研究循环经济的。他曾经提出了绿色经济的中国发展C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对基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的中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可持续消费的发展方式与实施路径深入研究，使之成为与发达国家区别开来的中国绿色战略。

在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诸大建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概念融入循环经济的合作治理研究，提出了以对象、主体、过程为内容的中国循环经济的政策推进思路；将资源生产率作为循环经济的评价指标，并以此为目标建立了有系统性的循环经济规划、实施与评价的研究方法与管理方法；在把握国际绿色经济与政策动向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经济增长及其环境管理模式的问题，提出了基于中国发展情景、有经济管理意义的循环经济的概念与理论框架。

“所谓绿色化，就是要把生态文明的眼光与思维融入到其他发展中去，这与联合国所倡导的绿色经济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殊途同归。”诸大建开门见山：“绿色化或绿色经济不仅是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的集合体，同时也是对更高经济层面的一个明确定义。”

“低碳经济可以看作是能源流意义上的绿色化，要求大量使用清洁能源，提高传统能源的使用效率，吸收经济过程出口的碳排放；循环经济则是物质流意义上的绿色化，要求减少自然资源的输入，加强物品的重复利用，在经济的输出端将废弃物重新转化为资源。”

他指出，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中，这是生态文明概念高于传统的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地方，其包含有两个部分：一方面是相对独立的传统资源管理、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内容；另一方面则是具有渗透性和融入性的“新”内容。

“生态文明是个大概念，包含有‘为了发展的环境’与‘为了环境的发展’双重内涵，如果把生态文明等同于环境保护就将其概念缩小了。生态文明比传统的环境保护概念强调了更多的绿色发展含义，具有从末端被动治理到发展模式转型的主动进攻的意义。”

诸大建说：“绿色经济强调经济本身如何绿色化、如何具有包容性，其中生态文明融入经济的部分便大致等于绿色经济的部分，其重点是生态文明中有关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相交的部分。”

他表示，2015 年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版本升级的转折年，过去 15 年的千年行动计划（2001~2015年）将要升级成为新一轮的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2015~2030 年），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倡导绿色经济。

“联合国倡导绿色经济始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当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了用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拯救金融危机的策略；201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组织专家编制为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准备的《迈向绿色经济》报告中首次使用绿色经济概念；目前更已明确要将绿色经济融入2015 年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常规化发展。”

联合国的有关研究以2010年为界将全球发展分为两个40年，将前40年（1970~2010 年）的世界发展判定为是以褐色经济为主导——世界经济和各国发展在物质财富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自然的崩溃与社会的分化；与之相对应，未来40年即2010~2050年则为绿色经济时代。

“传统上，绿色经济的概念经常被简单地等同于环境保护；而现在的绿色经济，却是要强调如何化环境挑战为经济机会。”诸大建说：“在绿色化过程中环保部门可以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要通过总量控制和生态红线等关键机制，倒逼发展转型、引领绿色创新。”

他说：“现在有一个概念叫绿色GDP，就是要将GDP中环境污染、资源损害的那部分去除掉——就好比一个人赚了500万，但看病用了400万，那他的绿色GDP就是只有100万。”

据介绍，可持续发展的广泛性定义最早由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报告中提出，联合国2015年将千禧年发展目标（MDG）提升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提出了未来15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17大目标与169个小目标。

事实上，许多人虽然认同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位一体，但在实践中却往往将其与环保等同起来：“环保常常被认为是消极的、被动的、治病性的东西，是烧钱的；绿色经济则指出，环境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来源，这对于环保的概念是一个正面的提升。”

诸大建说：“中国所提倡的绿色化，在本质上与联合国倡导的绿色经济并没有原则性区别，未来绿色化的发展完全可以借鉴绿色经济的诸多成功经验。”

循环经济与绿色化

循环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按照物质封闭循环的方式，对物质流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是对既往“大量开采、大量制造、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当前学界、业界对循环经济所举的例证，有超过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关于废弃物的资源化，这个确实是循环经济的一部分，但却并不能代表循环经济的全部——如果要更为准确的对废弃物的资源化作出定义，‘垃圾经济’的表述要更为精准。”

诸大建说：“就某种角度而言，资源再生的过程也是在做末端处理，是一种事后处理，不是在前端处理整个过程，但事后处理只能是处理已经产生的这一部分，对于前端的垃圾产生过程是无法控制的，这也是垃圾经济与循环经济最为重要的一个区别所在。”

他就此指出，循环经济的概念是绿色经济学者所构想的源于垃圾经济、但却超越垃圾经济、更加绿色化的一个阶段，循环经济的衡量目标是看垃圾产生量的高低多少，而不是在产生很多后去做处理。

事实上，随着垃圾的产生量越来越高，垃圾经济对中国发展已经成为严峻的挑战：“提出循环经济的宗旨就是要应对这个挑战，就是要减少垃圾的产生量，而不是在垃圾产生后再对其进行处理。”

“麦肯锡曾经做过欧洲方面的案例，所研究的是资源排放之后需要处理的垃圾产生量或者清运量，结果发现仍然有60%没有进入充分利用、可以提取经济价值的部分，这说明仅仅垃圾经济是不能解决原生资源的减少与之后所需要的填埋和焚烧的工作量的。”

“循环经济有三种模式：大家熟知的一种低端方式是废物的循环，是资源化处理生产与消费中所产生的的废弃物；第二种是产品的循环，即通过延长产品寿命预防废弃物产生；第三种则是服务的循环，包括产品服务系统和分享经济强调的不持有的经济，如airbnb和uber等。”他说：“但循环经济的本质不是要处理垃圾、而是要消除垃圾。这是重要的经济模型转型，可以纳入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当中去。”

就此诸大建强调，就中国而言，所有的循环经济都是为了绿色化，而绿色化是做加法不是做减法：“污染治理一般是做GDP的减法，而循环经济则是在做加法——将使用过的资源再次利用，同时还在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

他认为，循环经济是经济——绿色经济、绿色化发展的驱动力，是新动力、而不是简单的污染治理和环保处理。

诸大建表示，经济要增长、资源环境要友好、社会就业要增加，这就是循环经济的三个要素：“经济维度可以提供增加，资源环境可以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所以要衡量什么是生态创新——生态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操作化的形式，就可以把这些要素关连起来。”

他说：“关于循环经济这些年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但未来的工作重心一定要再往整个生产环节的前端推一推——要考量在生产、消费过程有没有消灭掉、减少掉垃圾产生的过程，而不是追求在垃圾产生后再将其变成再生资源的过程。”

他指出，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向前推进循环经济的工作，就将与所谓“绿色设计”联系在一起：“当前在这个方面也有许多的新概念、新提法，如绿色设计、环境设计等，但国际上对此的通用概念是可持续发展设计。”

“最早的绿色设计，是把产品设计由粗大、笨重减少到轻、巧、薄，目的在于减少资源消耗，但减少到多少心里是无数的——这种模式并非在系统地解决问题、而仅仅只是就事论事，能做些‘减法’就做一些。”

在此基础之上发展的绿色设计是基于生命周期分析的设计，需要从开始生产前对物料的选择、到产品设计、制造、配送、使用、直至回收利用做全面的考量：“如评价一次性纸杯和一次性塑料杯哪个更好，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放在使用的环境看纸杯似乎比塑料杯环保，但放在制造的环境，纸杯的制造源自于对树木的砍伐，如此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看便是塑料杯要优于纸杯。”

诸大建指出，这个方法有进步，但它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就是仅局限于从环境的角度来进行考量，对于其他因素——如经济方面是不予考虑的。

“如此在现实中就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个非常符合生命周期的完美设计，在经济方面却是亏损的。”他说：“事实证明，资源的再生与资源的设计、生产过程都是没有关系的。”

“于是此后出现了将经济与环境放在一起、统筹考量的设计方式——有个概念叫产品服务化系统，其理念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它所象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达到工业4.0的要害在这——不要产品、要服务，对循环经济的吸引力更大。”

事实上，产品服务系统理论认为对于许多产品而言，人类所需要的并非产品本身、而是其所带来的功能。基于这种理论，人类将不需要购买产品、而只需要“购买服务”。

“就某种角度而言，这个理念与时下流行的‘分享经济’可谓不谋而合。”诸大建说：“比如购买一辆汽车，每天的使用时间有限，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闲置；但如果这辆车可以有10人共享，则不仅可以满足更多人的出行方便，路上的车也减少了、空气中的污染也减少了——这就是把产品变成服务。”

他就此指出，当前仍然把制造业称为第二产业、服务业称为第三产业，这是不与时俱进的体现：“企业可以是在制造产品，但是不卖产品而卖服务，比如厂家制造的洗衣机可以提供给用户有偿使用——用户购买的不是洗衣机本身、而是由洗衣机所提供的服务，在这里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是混在一起的结合。”

不过，就理论而言产品服务系统也已“落伍”。据诸大建介绍，最新的绿色设计思想是可持续性设计，也被称之为“系统设计”：“即便汽车可以共享、但仍然需要出行，而且这个距离可能还会很远；但是如果可以从城市建设的源头便做出最为合理的设计、能够有效地减少人们的出行，那么就连汽车共享也将成为一种多余——直接从源头做了系统的设计。”

他说：“传统绿色设计的本质只是在做生产工艺方面的改善，生命周期设计也仅仅只是对产品本身的改进，产品服务化设计的理念则已上升到对产品的替代，而可持续性设计便完全是对系统本身的一种革新。它们的生态效率也因此差别巨大，分别为2倍、4倍、10倍和20倍。

“这些设计思路，是从低端到高端逐渐发展而来的。今天要从源头做循环经济、绿色化发展，就是要遵循这种理念——只有系统的思考，才是更加环保的思考。”诸大建说：“但对此也要有所区别，它们的效率是不一样的——对中国而言，如果抓住一种高端的、前沿的状态，那就是减少了成本。”

发展才是硬道理

当生态足迹消耗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就需要控制自然资本的消耗，更多地转向依靠自然资本的生产效率与服务效率来提高生活质量。

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自然资本的数量型投入来推动的，而当前的人均生态足迹消耗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世界阈值，因此需要从依靠自然资本的投入转向提高自然资本的生产效率和服务效率。

“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必须要以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为外在表现的绿色经济或者更为官方表述的‘绿色化’的原因所在。”

诸大建就此指出，过去 25 年世界经济翻了两番，但是生态服务有 60%出现了退化，其中中国的环保问题要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准，实施绿色化发展不仅势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

“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人类发展与生态足迹（自然资本）的双重挑战，都离绿色经济很远。在绿色经济发展中，发达国家需要在不损害生活品质的同时减少生态足迹，发展中国家需要提高生活品质、但是控制生态足迹的大幅度增加。”

“21 世纪第一个10年暴露了褐色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严重危机，如果世界经济继续沿着褐色经济的道路进行，那么到2050年前的下一个40年(2010~2050年)将遭遇越来越严重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稀缺的 Peak 和 Gap 等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危机。”

他说：“包括二氧化碳供给能力达到高峰、但是与需求增长形成缺口——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的极限被认为是450PPM，以及水资源供给能力达到高峰但是与需求增长形成缺口——只能满足 60%等。”

绿色经济可以保持物质财富的增长，同时减少环境风险和社会分化方面的代价。联合国的有关模型研究表明，如果每年投入全球 GDP 的 2%（1.3 万亿美元）于绿色经济领域，经过将近10年的过渡，在 2020~2050 年间可以具有比褐色经济更好的经济产出，同时不会导致自然退化甚至还可能促进生态改进。

“如果说 21 世纪的第一个10年是褐色经济全面危机的10年，那么第二个10 年就是经济转型的10年，绿色经济可以从 2020 年开始进入收获的阶段——例如到2030 年减少 50%的森林砍伐，到2050 年减少50%的二氧化碳排放。”

联合国的研究强调，发展绿色经济需要从观念、政策、技术等几个方面多管齐下，采取系统的方法才能使得未来 40 年的发展走上绿色经济的轨道。

一是在观念上需要打破两个长期来阻碍绿色经济发展的思想，即关于环境与经济之间此消彼长的认识（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环境库茨尼茨曲线助长了这种认识），关于绿色经济只有富裕国家才做得到或者绿色经济是富裕国家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认识。

二是在政策上要转变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投资政策以及其他激励机制。对于政府来说，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逐渐淘汰陈旧的补贴（例如 2008 年世界化石能源享用的价格和生产补贴达到了 6500 亿美元），提供新的激励机制为更绿色的产品搭建舞台，加强绿色经济的市场基础设施与市场化机制，重新确定公共投资的方向，实现政府绿色采购等。对于企业来说，需要加强的政策措施，包括理解并评价各个经济领域绿色过渡的切实机会，提高融资水平以响应政策改革与市场价格信号。

三是在技术上大力促进第六次创新长波即“绿色创新长波”为内容的技术创新。研究创新的绿色经济学家认为，以 50 年为一周期的世界经济长波正在进入第六个周期，这个周期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创新是以提高稀缺自然资本的生产率为标志的，低碳能源技术和各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是绿色经济长波的主要部分。

就此诸大建建议，在绿色化发展方面环保部门可以发挥“倒逼”作用，用“绿色鞭子”迫使经济模式进行转型。

“如果将经济发展定义为自变量，污染排放、资源消耗则是因变量，当GDP指标确定后，GDP增长所产生的废物、污染由环保部门来负责消化、吸收——此时的环保部门是服务于发展，是作为因变量；而在未来绿色化时代要用环境优化和引领发展，则要反过来、做一个反函数：资源环境是自变量，经济是因变量，要用环境倒逼经济转型，否则环保部门永远都是守门员。”

他指出，环保部门引领绿色化发展，关键是要用好总量控制和生态红线的指挥棒，要敢于、善于用资源、环境、生态三根红线框定发展边界，迫使经济增长在生态环境边界之内进行，迫使经济增长减少自然资本投入、大幅度提高资源生产率，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绿色化水平：“要用绿色的指挥棒和约束机制去调节经济的绿色化进程。”

诸大建表示，在中国资源总量是资源环境问题的绝对源头，因此必须要卡住源头：“我不认为现在这些工具用得很好了，包括总量如何分配、如何进行生态补偿等；经济部门通常是只管效率，虽然效率随经济增长在提高，但是GDP大规模扩张的结果，是资源消耗和污染总量在不断地挑战新的极限。”

就此他强调，无论是发展循环经济还是绿色化，都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但居中协调这些部门的单位，则不能依托环保部门而需要有更为强力的机构——如国家发改委。

“环保部不是经济部门，其主要职能还是在污染控制和管理方面。国外有个提法叫环保主流化，就是要提升环境保护在政府管理序列中的地位，强调其不能只在末端控制上喊话，而是要进入经济主流部门。”

诸大建指出，中国政府序列中只有发改委是经济综合管理部门，侧重于综合、协调；而环保部门主要是污染管控及治理，就职能而言发展循环经济、乃至于发展绿色化都不是环保部门所能担纲的：“在这个领域，国家发改委系统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他说：“当前的现状是环保部门谈生态文明和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很积极，但其他部门不起劲、或做旁观状，如果只有环保部门的积极性而没有经济社会发展部门的积极性，绿色化肯定是搞不好的。”

诸大建表示，在这方面国外已经有可以借鉴的成熟经验：荷兰环保部门早前的职责主要也是治理，但后来与政府发展部门合并，如此政府从规划阶段便能够对国家可以使用的资源环境总量和边界予以事先界定，由此决定了国家发展的绿色化水平：“只有大家都参与、都热心，环境问题才能解决，环保才能真正硬起来。”

事实上，诸大建在多年前便曾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过去的五年规划中都只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很长一段时间内资源环境方面的工作都是归属于社会发展规划范畴。

就此他再次强烈呼吁，现在应该单列资源环境章节，改为“国民经济、社会与环境发展规划”：“如此既与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的三根支柱相对应，又与中国生态文明的五个方面相对应起来。”

“党的文件已经出现关于资源环境生态的专章了，政府文件里设专章应该也是可以预期的，希望十三五时期绿色化发展能够进入到政府国家层面的规划。”诸大建说：“绿色化是更好的生产生活模式——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将拭目以待。”

（诸大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