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诸大建　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特聘教授，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联合国环境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绿色经济责任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2005年为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高级研究学者，1994—1995年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城市与区域发展、公共服务与合作治理、可持续性企业与管理等。

□最近几年来，研究者提出的一个形式简单但是思想深刻的可持续性指标，是国家的行星幸福指数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这一指标要求在地球生态承载能力之内用尽可能少的生态足迹或者自然资本消耗，获得尽可能高的客观福利如人类发展，或主观福利如生活满意度
□可持续发展不同于传统的环境保护，在于强调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的绿色化，才是最根本的资源环境问题解套之路。这就是可持续发展源于资源环境问题但是高于资源环境问题的理由所在，否则就与传统的环境保护没有差别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绩效，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体制性力量和企业与社会自下而上的非体制性力量两方面的整合。这样的原理用到不同的体制应该有不同的重点，这对于中国加强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治理能力应该可以有所启示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至今已经有20多年演进历史。今年9月，各国首脑聚集纽约联合国总部，启动2015—2030年的新一轮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习近平主席也亲临这个具有全球历史意义的重大会议。这意味着可持续发展将升级成为未来15年指导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中轴原理。
　　形成对照的是，对于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具有全球发展观意义的概念，大家讨论很多，却从来没有对它的真正意味进行过深究。而这样的深究对于理解世界和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是至关重要的。当前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正在深入到建立可持续性科学，我今天想重点谈谈以对象—主体—过程为内容的可持续性科学的概念模型，主要讲三方面的问题。

对象视角：强可持续性

　　当前，大多数人同意可持续发展涉及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系统，即所谓可持续发展有三个支柱，但是对于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于环境与发展即资源环境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的关系，却常常概念模糊、看法分歧。因此，各种场合大家在讲可持续发展，内涵所指却大相径庭。讨论可持续性科学的对象问题，可以明确对象关系的精准含义以及由此决定的测量方法和政策意义。
　　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解读。一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弱可持续性的解读，强调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在可持续发展模型中是并列的，只要三者加合意义上的综合资本是增长的，就是对当代人和后代人有利的，因此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按照这种理解，只要物质资本增加可以抵消用货币形式表示的自然资本的减少，即使自然资本退化超过了生态门槛，也仍然属于可持续发展。第二种是传统环境主义的绝对可持续性的解读，强调自然资本具有绝对的独立意义和不可或缺性。按照这种理解，任何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都是以自然资本的减少为代价，均是不可持续的。这样的理解有反发展的思想蕴含，一开始就抑制了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本建设和积累。第三种理解反对以上两种极端的看法，认为环境、社会、经济三者具有依次包容的关系，经济在环境之中而不是环境被经济消解，只有关键自然资本非减少的综合资本增长即强可持续性发展，才是对当代人和后代人有利的，因此才是可持续发展的。这里，强可持续性意味着有更多的约束条件，不仅要求整合资本有非零的增长，同时也要求各项资本的结构是合理的，特别是要求关键自然资本是不可减少的。2009年以来，国际学术界提出“行星边界”概念以及全球发展要求大幅度减少二氧化碳，意味着有关强可持续性的解读是我们真正应该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概念。
　　为什么强可持续性应该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概念予以接受？关键问题涉及自然资本是可替代的还是互补的。对于弱可持续性模型，他们相信自然资本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例如化石能源没有了可以寻找新的能源，环境能力退化了可以建设人工替代物，替代的途径就是技术创新，技术可以解决自然资本的绝对稀缺。但是强可持续性模型，认为关键自然资本的可替代能力是有限的，本质上应该认为是互补的。如果可再生能源的开采规模超过了再生能力、不可再生资源使用规模超过替代速度、环境容量使用规模超过了地球承载能力，那么自然资本的稀缺就会成为制约世界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强可持续性强调，许多自然资源减少到一定程度最终将具有不可替代性，而环境服务等关键自然资本一开始就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性。
　　目前流行的各种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和测量方法，理论基础大多数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弱可持续性观点，即用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系统的简单加和，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水平。所谓绿色GDP也具有这样的特征。这就导致了严重的发展悖论，区域的经济增长是以自然资本的严重退化为代价的，甚至大大超过了自然承载能力，但是集成以后只要经济增长超过环境退化，仍然认为这个区域的发展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性质，甚至具有很高的可持续发展指数。例如，国内对京上广深等中国东部沿海高经济增长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评估就存在这样的情况。这就把经济增长等同了可持续发展。基于弱可持续性的衡量方法无法表达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内涵，我们需要从强可持续性的理论出发，研制可持续发展的评估体系和相关指标。
　　最近几年来，研究者提出的一个形式简单但是思想深刻的可持续性指标，是国家的行星幸福指数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这一指标要求在地球生态承载能力之内用尽可能少的生态足迹或者自然资本消耗，获得尽可能高的客观福利如人类发展，或主观福利如生活满意度。运用这样的指标进行研究，结果证明存在着两种不可持续性：发达国家虽然有高的经济增长和高的人类发展，但是因为有超过承载能力的生态足迹，不具有可持续性；　发展中国家虽然生态足迹处于生态承载能力范围之内，但是却没有满足基本需求需要的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与内地中西部也大致对应着这样的情况。这意味着，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需要降低自己的过度消费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腾出满足基本需求的物质发展空间，后者需要在生态门槛之内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两者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学者把前者的回到极限中的绿色转型称为B模式，与其对照，我们把后者的在极限范围内的聪明增长称为C模式。

　　过程视角：巴斯德型研究

　　可持续发展源于环境问题，但是给出的解决方案高于环境问题的传统思考。了解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分析，可以更好地掌握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区别，推动发展模式的绿色化转型。对于可持续性科学的过程研究，需要强调两个方面：
　　过程研究的PSR模式。可持续发展的过程研究，强调用PSR模式和方法分析问题，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三重底线结合起来。在PSR模式中，S（State）表示问题的当前状态和情形，P（Pressure)表示问题产生的原因，R(Response)表示解决问题的对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针对状态的对策（SR），另一个是针对原因的对策（PR）。PSR模式类似于到医院看病：医生一上来是问哪里不舒服，这是了解状态是什么；然后用各种检查例如验血、验尿、B超甚至CT等，寻找原因是什么；最后是根据对病因的判断开药方。通常情况下，急诊只能应急性地抑制状况，门诊才能做出治本的医疗。从看医生的过程，可以清晰地理解可持续性科学要求的思维流程是怎样展开的。
　　运用PSR模型可以分析可持续发展中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的因果关系，给出全过程导向的解决方案。其中，资源环境恶化的状态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资源环境问题产生的驱动因素，治理结构和应对政策的冲突是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的体制因素。从中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不同于传统的环境保护，在于强调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的绿色化，才是最根本的资源环境问题解套之路。这就是可持续发展源于资源环境问题但是高于资源环境问题的理由所在，否则就与传统的环境保护没有差别。
　　用PSR分析问题，可以发现对待发展问题的态度与解决方式应该是标本兼治的，而不是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一方面，不能只关注末端治理，不注意源头预防，将可持续发展停留在环境治理的水平，结果总是进行救火式和事后补救式的工作；另一方面，不能有了源头关注，就放弃末端治理，任何情况下末端工作总是管理上的第一步事情，即先是治标抑制不良事态的扩大，然后是治本消除源头的驱动因素。这是可持续性科学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思维方式的启示和变革。
　　巴斯德型的研究特色。PSR　的过程分析模式，实际上证明了可持续性科学的研究，与传统的纯理论研究和纯应用研究，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客观存在的问题（what），传统的纯理论研究或所谓普朗克型研究主要是给出理论上的解释（why），不关心有没有用处，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模型到模型的研究；传统的纯应用研究或所谓爱迪生型研究主要是给出实用的解法（how），不关心机理性的解释，是从技术到技术、从实践到实践的研究。基于PSR思考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却要把理论性的机制解释和应用性的解决方案整合起来，既要解释为什么的问题，说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发展模式；　又要提供怎么做的措施，说明可持续发展的操作程序是什么。
　　因此，可持续性科学可以认为是用户导向和基础研究合为一体的巴斯德型研究。这包含了两个研究方向：一是从已有的解法研究解释性的理论。巴斯德型研究的路径之一，是通过研究已有的问题给出深刻的解释理论。例如在循环经济研究中，对污染物的总量控制以及资源消耗的总量控制政策，用生态经济学中的生态规模概念给出需要采取这种政策的理由。二是从已有的理论给出操作性的解法。巴斯德型研究的路径之二，是通过研究已有的理论成果挖掘出有操作性意义的方法。例如在循环经济研究中，从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包含关系，引申出资源生产率的概念以及减物质化的相关政策。

主体视角：重视合作治理

　　当前学术界对治理问题研究很热闹，但是脱离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研究常常给人一种抽象和空洞的感觉。我们认为，需要将合作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强调没有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是盲目的，没有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是空洞的。从发展的绩效判断合作治理的绩效，是可持续性科学主体研究的重要特征。
1、可持续性与合作治理。大家知道，社会中的组织形式可以划分为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等三种基本形式，以及介于他们之间的混合型组织。可持续性科学需要把合作治理纳入理论体系，是要强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发挥各种组织的作用，实现共同目标下的各自行动。对此有三点看法需要强调：
　　可持续发展涉及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不同利益，因此从主体上要求发挥三类组织和三套机制的各自作用，即现代政府—国家行政体制，企业—市场机制，非政府组织—社会机制。一般来说，对具有纯公共物品属性的公共事务而言，政府组织应该是责任主体；对具有纯私人物品性质的私人事务而言，企业组织应该是责任主体；对于具有公共池塘性质的社会事务而言，社会组织应该是责任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或者强调单一的政府规制，或者强调单一的市场机制，或者强调单一的第三部门，从来就不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治理的观点。
　　由于存在不同的功能和责任，每个组织并不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全部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组织的社会责任可以按照离开组织核心功能的距离分为三类。例如就企业而言，第一类是组织承担全部责任，例如提供安全高效可以盈利的私人物品和私人服务；　第二类是组织承担部分责任，例如对于有环境影响的产品，企业组织和政府组织都具有责任，前者具有生产责任，后者具有监督责任；第三类是非组织本身引起但是组织可以参与解决的问题，即所谓自愿责任，例如企业参加慈善活动就是按照能力高低可以承担的责任。
2、共同意识与多元行动。可持续发展对合作治理的理想要求是共同意识下的多元行动。在这个目标下，从1972年的联合国环境大会，经过1992年的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再到2012年的联合国里约可持续发展峰会，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思想和战略已经经历三个阶段，从低级发展到了高级。
　　一是无共同意识离散型行动。这基本上是1972—1992年可持续发展战略出现前的情况，人们在有关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意见分歧，认为环境与发展无法两全。于是，北方发达国家强调环境保护，南方发展中国家强调经济增长，在意识上难以统一，在行动上各自为政，导致197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二是有共同意识单一化行动。1992年确立可持续发展，大家在环境与发展整合的问题上有了共同意识，但是在共同行动上仍然难以达成一致。问题在于要求全球签订一个共同性行动方案的做法，在方向上就是理想化的、不可能实现的。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气候问题上的谈判一直难以成功。出路是不同的利益主体认可共同的目标，但是采取各自的行动，于是开始强调可持续发展需要有共同的原理和不同的战略，即全球性意识、地方性行动。
　　三是有共同意识多元化行动。2012年里约+20会议提出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以及绿色经济与合作治理两个抓手，可以看作是在发展意识上达到了全球性的新认同；在实施行动上不要求签署单一的全球行动方案，而是要求各自采取有效果的地方性行动。例如气候变化问题上实施国家自主贡献行动（INDC），要求有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特征，这样的自下而上行动大大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的绩效形成。
3、可持续性治理的不同模式。在可持续性科学的主体研究中，一般认为单纯的自下而上机制和单纯的自上而下机制，均不利于或者不足以有效推进可持续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绩效，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体制性力量和企业与社会自下而上的非体制性力量两方面的整合。这样的原理用到不同的体制应该有不同的重点，人们已经分析了欧洲、美国、东亚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及其可持续发展的绩效，这对于中国加强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治理能力应该可以有所启示。
　　一是欧洲的社团主义模式。社团主义模式普遍存在于欧洲大陆国家，因为在德国等国家最典型常常被称为莱茵模式。这种模式强调了政府、企业、公民社会三种组织的平衡发展，包括发展三种经典组织之间的混合体。就目前情况而言，欧洲社团主义模式在北欧国家普遍有高的可持续发展整体绩效和平衡的经济、社会、环境表现。
　　二是美英的自由主义模式。自由主义模式最突出的代表是美国，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也很盛行，在英国则具有自由主义模式与社团主义模式融合的特征。自由主义模式代表企业部门在发展中的优势地位，强调不同的组织之间权利分离而不是相互合作。就目前情况言，自由主义模式在经济增长上有突出表现，但是在利益相关者合作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要逊色于欧洲的社团主义模式。
　　三是东亚的政府统制模式。政府统制模式代表大部分东亚国家的治理逻辑，这种模式建立在政府统制和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治理结构之上，独立的市场组织和公民社会发育尚不充分。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而言，政府统制模式带来了过去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也日益表现出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两个界面上的严重冲突。中国要从关注单纯的经济绩效到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绩效，需要在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合作治理上有重要突破，需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