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国家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用GDP测量发展不是一个好指标，它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规模，却掩盖了许多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损失。学术界与决策层开始研发新的发展指标用来替代GDP，但新提出的发展指标要短期内用来替代GDP指标仍然存在着困难和障碍，究其原因可以说影响因素主要有三：   

　　第一类影响因素，首先来自“指标因素”，即指标本身的理论依据、方法论、信息质量影响了对新发展指标的接受。以绿色GDP为例，它要求从现有的GDP中减去货币化计算的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损失。但是理论上存在着重大的争论和分歧：一是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损失是可以简单用钱来表达的吗？砍掉一棵树或者填了一条河，应该值多少钱？人们认为这仍然是用货币化的经济天平衡量发展；二是绿色GDP假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可替代性，其结果导致一个地方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损失可以超过能接受的门槛，如果物质资本的收益大到足以抵消这样的损失，发展仍然被认为是可持续的。除此之外，运用新发展指标还面临着数据的可得性、有没有时间序列积累、横向间如何进行比较等问题。   

　　第二类影响因素，涉及“使用者因素”，即政府作为指标使用者的经验与专业水平、信念与偏好以及所依赖的体制文化。使用新发展指标则碰到了总体发展指标与具体领域管理之间的冲突问题。例如，绿色GDP是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的整合性指标，这个指标对于判断国家、区域、城市发展的整体趋势有用，但是对于指导政府分门别类的管理工作却少有操作性意义。通常，政府部门管理喜欢用具体的单一性的指标而不是一个整合的指标，例如经济部门喜欢用货币化的GDP指标，环保部门喜欢用污染排放等物质量的指标，社会部门喜欢用人口有关的非经济指标。只用绿色GDP指标或者其他整合性指标，常常会因为忽视某个具体指标存在的严重问题而掩盖特定领域的发展危机。因此用货币化的指标整合社会、环境方面的收益和绩效，在非经济的政府部门常常遇到的是阻力而不是动力。   

　　第三类影响因素，涉及“背景因素”，即指标运用受到宏观经济背景以及政府的发展战略和议程的影响。研究经济学思想史可以知道，对GDP指标的信赖与质疑和经济发展的变化有关。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当大多数国家人均GDP小于一万美元的时候，人们发现人均GDP与社会福利有正相关性，因此支持用GDP衡量发展的绩效；但是进入21世纪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与社会福利增长失去了正相关性，因此开始强调可持续发展，寻找新的替代GDP的指标。但是即使现在也存在各种波动，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或者出现下行危机的时候，从决策层到学术界甚至老百姓，有人会站出来老调重唱强调用GDP增长来摆脱经济危机。

　　总结以上讨论，可以看到用一个单一的新发展指标替代传统的GDP指标将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新发展指标没有成为主流之前，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也许是，可以用GDP衡量国家、区域、城市的经济增长，但是要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需要在经济之外关注代表社会发展与环境和谐方面的指标。   

　　（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