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2日，中国城市与区域实验室（CCRL）与《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联合成功举办了“城市边界、多规合一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得到了CCRL专家张学良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边界调整与城市综合承载力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4ZDB138）的资助，子课题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课题重要参与者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龙瀛、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助理刘志平、东南大学经管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刘修岩等参与了会议。《探索与争鸣》杂志社2015年第6期（总第308期）刊发了研讨会主要研究成果，共计8篇。我们将分期陆续刊发。
我们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国际上讲“可持续发展”一般来说大家认为有四个“资本”。除了传统经济学强调的物质资本或人造资本，还有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中国从十八大以来，习李新政强调五个方面的建设，按照顺序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五位一体建设和四个资本是什么关系，是中国背景下可以研究和深化的理论问题。讨论自然资本的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市场化和非市场化，总要有一个顶层的概念模型，才能一层一层往下做。
我这里提出一个理论模型，这个模型里面有具有因果关系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目标层次，我们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回答是从GDP增长走向人类福祉和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第二个层次是资本层面，即实现目标需要三个实体的资本来支撑：一个是物质资本，通常叫做经济增长，其中包括了金融资本；二是人力资本，通常用社会发展包括教育、健康来表达；三是自然资本，通常用生态环境来表达，主要提供资源供给、污染吸纳、文化愉悦以及生态支持等生态服务。第三个层次是治理层次，社会资本更多的是协调这些资本的关系，包括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合作治理，是管理和治理层面的能力。我们强调面向自然资本的PPP即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就是自然资本领域的治理变革。中国还强调文化建设：一种是放在社会层面的具体的文化建设，另外一种是对发展理论和价值观念的构建。
这样一个理论框架，对于我们理解投资自然资本有工作假说的意义。中国过去多年来主要是投资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关注不够。大家现在都承认，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用两个廉价资本即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自然资本的大量投入换来的，代价不可谓小。现在劳动力的价格上涨了，但是自然资本的价格仍然没有明显提高，对自然资本的消耗仍然大大超出对自然资本的投资。我们可以把可持续发展具体表达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个资本的函数。与传统的经济增长和生产函数强调劳动力、物质资本等要素的投入不同，可持续发展模式强调这四个资本的综合投入和平衡协调，特别是对其中稀缺性资本的投入。所谓经济新常态，就是要改变原来的发展模式，加强综合资本的投入。
什么叫做投资自然资本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中，中国未来发展无疑仍然需要有足够的投资。投资自然资本是要寻找新的有可持续发展意义的投资领域，是符合中国转型发展方向的。那么，假定我们不考虑其他资本的投入变量，自然资本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呢？投资自然资本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既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又有非经济的作用，自然资本投入本身就是人类的福利。这与中国的生态文明概念是一致的。十八大报告谈生态文明，更多谈的是绿色发展，这个发展包含了经济和非经济的含义。
我们计算自然资本负债表的时候，预设的理论假说往下做非常重要。如果把这样的讨论推向深入，投资自然资本的收益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社会系统的进口所谓源（source）的地方，增加自然资本的资源供给能力，包括水、地、能、材等自然资源，这在主流的经济学分析中已经有所体现。二是提高经济社会系统出口所谓汇（sink）的环境调节功能，以及提高作为人类社会背景的生态支持功能和文化愉悦功能，这在主流的经济学中关注严重不足。现在强调自然资本新经济，就是要更多强调地球生态系统服务的调节、支持、文化等非资源性的功能。这与1970年代讨论《增长的极限》所处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当时的争论是有关自然资源的稀缺而不是生态服务的稀缺。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联合国倡导绿色新政和绿色经济，就是要采取投资自然资本的方法进行经济复苏，通过绿色的凯恩斯新政，引导世界进入绿色增长新模式。去年我跟联合国环境署的同行合作，针对金融危机以来发展起来的绿色经济，组织力量完成了一本名为《绿色经济：联合国视野中的理论、方法与案例》的书，我们把绿色经济的主要领域归纳为两个部分：
提高资源生产率，比如说，提高土地产出率、提高水资源产出率、提高能源产出率、提高物质产出率，这是自然资本的使用效率问题。像搞循环经济，就是围绕提高物质资源的生产率展开的。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是，过去我们主要强调劳动生产率和资金生产率，而绿色经济要讨论的新问题是如何提高自然资本的生产率。
今天要强调的是，除了资源生产率之外，对自然资本本身的投入在绿色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然资本的存量越大，经济的安全系数、发展前景就越大。大家经常说我们过去的GDP是牺牲自然资本的，理由就是两者是在反向增长。人造资本和经济资本侵占了自然资本，自然资本的存量和边界越来越小，所以我们感叹，物质资本在增大的同时自然资本不够了。
德稻会议的意义正在于破了一个题，即破了投资自然资本的题。会议上通过的《自然资本未来新经济上海宣言》提出健康GDP与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即NC）的双增长模式，强调通过自然资本投资，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我对《宣言》进行简单解读，就是探讨和回答了三个问题：为什么要投资自然资本（why）？我们需要做什么（what）？如何去做（how）？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在以前发展模式中是反向的，金融资本的扩张导致自然资本的收缩，这是回答why的问题；要把反向的发展变成共耦、同向、互惠互利的发展，这是回答what的问题；而如何建立自然资本负债表，推进面向自然资本的PPP，这是回答how的问题。
在此还要强调，投资自然资本包括了传统的环境治理，但是超越了传统的环境治理，具有更多的积极意义。环境治理是被动的烧钱的事情，主要解决经济增长导致的负外部性问题，所谓绿色GDP就是对GDP做减法，扣去自然资本的损失，即“经济为了环境”；而投资自然资本是主动的具有经济收益的事情，要利用自然资本的正外部性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在给GDP做减法的同时也要做加法，增加区域发展的整合资本总量，即“环境有利经济”。自然资本新经济，在促进自然资本正向增长的同时，金融资本也有可观的投资收益。
1999～2004年，我参加崇明东滩发展的战略研究，正好遇到在座的Lovins等人出版《自然资本论》一书，我们把它翻译过来，用到了区域发展研究中。我们提出崇明要进行生态导向的绿色开发，就是要通过投资自然资本以及相关的绿色基础设施，将崇明岛的生态优势转换为区域发展的经济社会优势。现在的德稻会议以及三亚自然资产负债表的研制，都是在新的水平上强调以自然资本为导向的发展。
中国的绿色道路的特殊性
美国学者Lester Brown写过一本流传很广的书《B模式》，讨论21世纪的世界绿色挑战包括中国粮食危机问题，我应邀给他第四版中文译本写序，强调了中国发展的C模式。2012年里约+20会议上流行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甜甜圈理论有三个圈：中间圈、外圈、内圈。中间圈属于经济、社会、环境三重底线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圈。分隔中间圈和外圈的是自然资本的承载能力，是自然天花板。发达国家在外圈，已经超越了自然资本的承载能力。分割中间圈与内圈的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能力。中国现在还在甜甜圈的内圈，落在社会支撑力的下端，即中国老百姓体面生活的基本需求还没有满足。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能否用绿色的方式，即以自然资本可以支撑的方式实现基本需求的满足。
相对于三个圈，有三种发展模式，分别是Plan A、Plan B、Plan C。C模式是我建议的。传统上，发达国家走的是A模式道路，超越了自然极限，仍然在无止境追求经济增长。自然资本承载能力有一个门槛区域，超过这个门槛，就过度了。生活满意度也有一条线，过了这一条线，消耗自然资本越多，传统上以为越幸福，实际上幸福感已经往下降，进入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Daly所说的非经济增长状态。他提出的战略是退回去，退到这个自然承载门槛里面。发达国家现在搞绿色转型就是要走B模式道路，要从外圈回到中间圈里面，因为中间圈是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有一个degrowth的概念。
从最里面的圈进入到中间的可持续发展圈层，这是中国发展的C模式。当然，中国现在仍然需要增长，所以，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对经济增长跟自然资本有同样程度的强调。这也是为什么德稻会议在起草和讨论《宣言》的时候，中外学者之间出现了思想碰撞和观点差异，其实这是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感触。而中国能不能追求聪明增长即smart growth，中国能不能在生态门槛里面实现现代化，这对中国是最大的挑战。所谓中国承担领导能力，我认为很大比重也是这个意义上的。这就是我强调的C模式。如果中国走过了门槛区域，再回头折回去，基本上跟欧美国家模式差不多。中国研究和推进可持续发展新经济，要强调有“共同的原理、不同的战略”。
10年前，在Brown提出B模式的时候，我曾提出期望我们能够走出不同于欧美的绿色发展道路。但10年后，我要说中国的发展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党中央有关新常态的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的发展已经接近甚至到达环境的上限，新常态是迫在眉睫而不是缓和的。所以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有紧迫性的。我很同意，我们对投资于自然资本和走向绿色新经济，在表达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是面对中国到2030年用绿色方式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战略挑战，答案是不置可否的，而且不可能再拖上10年、20年了。这是C模式对中国当前转型的重要含义。
中国绿色发展的领域在哪里
自然资本新经济或绿色经济，包括提高资源生产率和投资自然资本两个方面。中国通过生态文明，需要在四个发展领域提高资源生产率和投资于自然资本：
第一个领域是新型城镇化。中国过去30年是土地消耗远远超过人口进城的“假性城市化”，城市增长的同时资源环境退化严重。现在搞新型城市化，重视自然资本是题中应有之意。一方面要提高水、地、能、材等资源生产率，另一方面要投资自然资本或绿色基础设施。从空间上说，中国城市化的自然资本思考要有三个维度。宏观层面，中国城市化大部分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因此有整个国土意义的自然资本投资问题；中观层面，中国城市化主要采取大中小城市集群发展的城市—区域模式，因此有区域意义的自然资本投资问题；微观层面，中国城市化要注意生产、生活、生态即“三生”的协调，因此有城市意义的自然资本投资问题。对于东部沿海经济增长快、环境破坏大的城市，投资自然资本是要扭转经济增长牺牲生态环境的状况；对于中西部经济增长慢、环境有优势的城市，投资自然资本是要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优势的问题。总体上，中国新型城市化的目标，是要使得低经济增长、高自然资本和高经济增长、低自然资本的两类不同地区，最终都能够进入高经济水平、高自然资本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第二个领域是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把原来物质消耗单向的流程变成一个循环的流程，既然自然资本那么稀缺，能不能从进口到出口，到其间全部变成一个有回路的过程？这是一个有变革意义的战略思考，包括用环境优化的材料替代环境不友好的材料，提高物质的资源生产率等。“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政府把循环经济作为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有强度的推进，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成立一个有关循环经济的全球议程理事会，也在组织全球专家研究中国的做法、政策和案例。
第三个领域是与全球期望相吻合的低碳发展。其中，新能源替代传统的碳基能源，从某种角度讲是投资自然资本，而提高工业、交通、建筑三个部门的能源效率，即提高能源生产率和提高碳生产率。
第四个领域是中国人的消费模式走向绿色。随着资源环境恶化等自然资本供给能力降低，老百姓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在增加；同时随着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老百姓对绿色消费的支付能力也在增加。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地方为“十三五”规划做的社会调查都表明，环境、交通、医疗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呼声最高的发展问题。
投资自然资本要求治理能力变革
邓小平曾经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需要经济发展；我想大胆地说，污染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我们需要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今天，我们不仅污染有问题，治理污染的路径、治理的能力本身也需要进行反思。投资自然资本，要研究和推进PPP模式。面向自然资本的PPP模式，不仅是传统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更是广泛的社会联盟（public-private-people）；不是简单的去重复政府管制或者市场机制的单一道路，而是有关自然资本的政府、企业、社会合作即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问题更加深刻，其实质是社会资本对于自然资本的支撑和保障。
经济学里面有一个替代跟互补的概念，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有强可持续和弱可持续的分歧。强可持续认为自然资本存量在任何意义上均要保持，弱可持续认为自然资本可以被人工资本所替代。中国C模式属于中间观点，正如《宣言》中所讲，我们不能笼统讨论所有自然资本，而是要讨论关键自然资本。经济总是通过消耗自然而增长的，但是这个消耗有没有红线？自然资本哪些部分是可以市场化的？哪些部分是要坚守的？（比如，纯粹的公共物品是政府要坚守的。）哪些部分是可以作为市场交易的？这些问题讨论深入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有一些市场需求比较大的自然资本投资，可以由老百姓埋单；有一些公共性比较大同时变得稀缺的自然资本投资，需要政府埋单（其实这是用老百姓的税收提供公共服务）；而介于其间的自然资本投资，可以采取政府与社会共同承担的方式。这样我们投资自然资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发展方向。
将PPP的思想用于自然资本，需要不同的利益主体和责任主体发挥不同的作用；面向自然资本的合作治理，还需要操作化的步骤和措施：第一，区域发展需要建立自然资本负债表，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双增长模式，但要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工具，先评价后推进。这个工作谁来做？独立的第三方很重要。第二，政府制定发展规划要同时考虑GDP和自然资本指标，实现从经济增长主导向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双增长的战略性转移，通过自然资产审计衡量政府的政绩。第三，对自然资本的投资不可能全面摊开来，需要寻找供给少、需求大的关键领域，激励金融部门的战略投资从传统的物质资本转向自然资本，并使他们取得合理的回报。第四，要改变现在行政手段导向的环境保护模式，实现开放性的PPP合作，让有竞争力的自然资本经营企业参与进来，提高自然资本投资的效率和效益。第五，让消费者和更多的社会力量介入进来，老百姓不仅可以作为消费者提高对生态消费的支付意愿，而且可以通过众筹等方式把投资自然资本作为参与绿色发展的机会。
诸大建 |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联合国环境署—同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教授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