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2030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协议的推出为欧洲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道路。而作为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中国，近 期又被曝出其人均碳排放量首次超过欧盟。根据国际环保组织“全球碳计划”估计，中国去年人均排放二氧化碳7.2吨，而欧盟则为6.8吨。而按照总量计算， 中国的碳排放已经超过欧盟和美国的总和。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全球环境挑战，中国城市该如何在保持竞争力的同时提高可持续发展的效率呢？为此，《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了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诸大建教授。

　 　从2013年开始，诸大建及其团队就对中国城市及其可持续发展的状况进行研究。在同济经济与管理学院学院最新发布的2014年《中国可持续发展绿皮书》 （以下简称“绿皮书”）中，诸大建及其团队继续聚焦中国35个大中城市和16个长三角城市，解读了各个城市的生态投入及人类发展指标，并运用数据包络方法 分析了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此外，今年的绿皮书还扩展到了对金砖国家8个城市的数据收集与统计，并与4个中国城市进行了比较。

　　数据令人意外，近来深受雾霾侵扰的北京位列榜首，与青岛共同成为可持续发展效率最高的城市。上海、广州、深圳等其他一线城市，分别位列24、25以及27位。

　　而在国际层面的比较上，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效率也排名较高。在金砖国家排名之中，印度的加尔各答、德里以及北京并列第一。南非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效率普遍排名较低，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和德班位列排行榜榜尾。

　 　对于为何北京频遭雾霾困扰，却成为可持续发展效率最高的城市？绿皮书的作者之一、同济大学教授何芳给予了解答。何芳告诉记者，北京的工业已经基本完成迁 移，第三产业的产值已经占到70％-80%。但上海第二产业的比重还是相当大，其中工业用地共有90平方公里，自然会有相当大的污染排放，这是导致上海排 名落后的主要原因。“北京的雾霾更重要是区域外的因素，而非本地的因素”，何芳告诉记者。

　　诸大建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发达国家对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曾经识别出城市发展的两种轨迹。即先是从低生态投入低人类发展走向高生态投入高人类发展的模式，以及从高生态投入高人类发展转向低生 态投入高人类发展的模式。但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用不超过阈值的生态投入提高人类发展水平的跨越式发展模式的可能。

　　为此，诸 大建针对各类城市的特点，提出了四种有关改进模式和优化路径的政策建议，即在可持续发展区间做持续优化的模式、不降低人类发展水平但大幅度减少生态消耗的 模式、生态消耗不超过一定阈值并提高人类发展的模式，以及在生态消耗和人类发展水平两个方面同时努力的模式。

　　诸大建指出，对于沿海发达 地区的大多数城市，大多数已经接近生态承载能力的拐点，目前需要在保持和提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同时努力降低生态消耗；对于中西部正在崛起的城市，则需要采取 跨越式发展方式，要努力在生态投入不超过阈值的情况下提高人类发展水平，避免走生态投入先增加后减少或所谓“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道路。

　　诸大建特意举例说明，类似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需要保持高的人力发展指数，减少土地能材消耗，从而提高效率。“这个道路就像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很高。上海就是中国的发达城市，要保持高的人类发展水平，同时降低高耗能。”

　　而对于大庆等生态良好的城市，则适用生态消耗不超过一定阈值的提高人类发展的模式。需要大幅提高人类发展指数。此外，呼和浩特、银川、乌鲁木齐等3个城市，则既需要大幅降低生态消耗，同时也要提高人类发展指数。

　　诸大建特意强调，城市发展要从单一的衡量经济社会发展,转向在提高人类发展的同时减少生态投入，“这个双元驱动发展模型的政策意义对于不同城市是不同的”。

    来源： 国际金融报     http://paper.people.com.cn/gjjrb/html/2014-11/10/content_149700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