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全球形势深刻变化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中央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即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提出了两个对外开放重大战略布局（即与周边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 倡导设立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简称“亚投行”）。这是新一届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举措。
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无论从理论和现实考察，还是从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变化的分析判断，中国经济新常态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描述的新常态五大特征只是一种趋势性的理想状态，还不是已经实现或已达到现实状态。这是因为，一方面，新旧常态转换是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那些旧常态的受益者、旧常态的习惯者都不可能自愿接受新常态，旧常态的引领者和受益者也不会自愿放弃旧常态下的既得利益。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传统的动力和新的动力正处在一种胶着的状态，一些地方政府对增长率的崇拜和热衷于大拆大建的旧习惯短期内也难以根本改变，传统动力的体量还是比较大，新的动力虽然代表新经济的发展方向，增长速度比较快，但体量还比较小。旧增长点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点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这将导致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波动。
曾经有人认为，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经济复苏乏力，唯有中国经济独好。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经济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持续“弱增长”、国际分工体系和增长方式重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金融化生存竞争等世界新常态的现实环境和外部条件而独善其身，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世界经济由旧常态转向新常态的必然结果和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不少，从国际看：一方面全球经济情况仍然不容乐观，世界经济发展放缓，各类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经济形势不稳定，国际市场需求减弱，我国传统产品国际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大；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和培育之中，新的增长点尚未成为新的增长极，在外部需求收缩的大环境下，国内市场需求有待进一步开发，内外部多种矛盾聚合，经济发展环境“硬约束”进一步加强，经济运行走势分化，下行压力仍然较大。面对国际国内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需要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带一路”打造新增长极
在中国经济新旧常态转换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以更高层次的经济国际化进程来拓展未来中国经济成长的战略空间才是我们明智的选择，而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正是培育经济增长点，加快实现中国经济转型调整的重大战略部署。其现实和长远的意义、作用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一带一路”战略符合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不仅有益于中国产能和资本的输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而且可以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复苏和强劲增长带来新的动力。
第二，“一带一路”战略符合我国对外开放区域布局转型调整的需要，有利于缩小地区间对外开放的差距。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使命所在。“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起始于西部，主要经过西部通向西亚和欧洲，这是我国对外开放地理格局发生的重大调整，意味着我国大国经济将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同时区域协同和产业转型升级将加快，最大意义在于能够带来西部地区产业的集聚。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向世界提供的互利共赢“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一大创新，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向世界提供的互利共赢“公共产品”。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
亚投行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巨额资金的持续支持和配套的国际投融资体系，在布局“一带一路”战略的同时，亚投行应运而生，并得到普遍欢迎，截至4月15日，已有57个意向创始会员国参加，超出预期。设立亚投行的意义和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是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最大的交汇点。从资金供给方面看，亚投行作为“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平台，可以解决亚洲区域的资源错配问题，实现其储蓄和投资的有效配置，并在全球进行融资和投资，支持亚洲和世界其他区域的基础设施发展，这也将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预期；从资金需求方面看，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大量引进外部资金，而这正是亚投行的资金的用武之地。
第二，亚投行不仅将夯实经济增长动力引擎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将提高亚洲资本的利用效率及对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长期以来，亚洲地区的资本利用效率和金融活跃程度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金融话语权和主导权不强。亚投行的设立，不仅吸引了一批发达国家政府参加亚投行投资，也将吸引和带动更多的国际资本和金融家们投资亚洲，这将进一步活跃亚洲金融市场，提升亚洲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第三，亚投行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是有益补充，有助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由于定位和业务重点不同，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零和竞争关系。亚投行成立将弥补现有世界金融体系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的缺口，并将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一方面能继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进一步改革，另一方面也是对当前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ADB)在亚太地区的投融资与国际援助职能的有效补充。
上海应主动对接“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战略既非权宜之计，也非短时间可以实现，将贯穿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全过程。在这一国家对外开放的长期战略格局中，上海有区位优势、国际中心城市的功能优势和集聚优势，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上海应该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在努力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上海贡献的同时自身得到新发展，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产生的金融创新需求对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该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流，巨量的资金需求只能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否适应和满足“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产生的需求，考验着上海的决策者、管理者和金融家们。
第二，“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产生的产业创新、科技创新需求对上海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要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产业创新涉及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等带来的红利。上海能否顺利实现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能否建设成为科创中心、能否起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科技创新龙头和排头兵的示范作用、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创新产品，在提升上海竞争力的同时，为国家战略做出更大贡献，同样考验着上海的决策者、管理者、创新者和企业家们。
第三，“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对上海建设国际枢纽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和基础设施建设要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目前“一带一路”沿途60余个国家和地区与上海的贸易额，只占到上海对外贸易总额的两成左右，上海与其中很多地区的贸易往来还是空白，说明上海与沿途国家和地区之间还有很多促进发展的空间。建设“一带一路”战略部署，对上海来说也是一次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契机。
第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对上海区域开放、区域协同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上海经济新增长点的培育和新一轮开放要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上海新一轮经济发展规划应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兄弟省市区，结合对口援建、协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工作，充分取得区域合作发展最大公约数，强化区域间规划衔接，在交通体系建设、产业布局配套、环境保护、人文交流、信息共享等方面，进一步发挥上海的优势，通过资本输出、技术输出、管理输出等方式，建立与“一带一路”兄弟省市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共赢机制。
（作者为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金融系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首席专家） 原文地址：www.jfdaily.com/pl/bw/201506/t20150609_1579867.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