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大建,1953年生于浙江省余姚市。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联合国—同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绿色经济责任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可持续发展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1994年—1995年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2005年为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高级研究学者。主要从事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城市与区域发展、宏观政策与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等研究。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等多项课题。兼任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城市化委员会理事、“世界资源论坛”国际专家委员会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管理学部委员、科技部创新型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建设部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生态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以及Ecological Econom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等SCI、SSCI杂志的国际编委。
○ 刘强,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 诸教授,您好! 您有关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的研究在学术界内外有广泛影响。有学者对中国知网(CNKI)2000年—2010年有关循环经济的论文做科学计量学研究,您是这个领域最早发表论文、被引用最多、影响最大的学者。请您谈谈从事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研究的学术过程。
● 好的。我做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研究是学术兴趣不断演进的结果。真正从事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的研究始于1992年,到现在正好有了二十年的经历。以前从事科技政策研究,一直对发展理论有浓厚的研究兴趣。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受到第三次浪潮等技术社会形态社会理论的启发,结合传统的制度社会形态,曾经写论文提出过两个半球的假说,认为国家的社会形态是由上半部的体制—制度半球和下半部的技术—发展半球组成的,而好的社会发展就是寻求两个半球相匹配的过程。发达国家是发展半球相对发育,体制半球中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不足影响了发展;中国的情况则相反,体制半球宏观管制有超前,但是发展半球严重不足,因此,中国的任务是体制半球需要退到与发展半球相匹配的形式,才能促进发展半球的发展。现在看起来,正是这样一个肤浅的两个半球的假说,一步一步刺激了自己对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的研究兴趣和激情。
1.最初观念启蒙。最早的刺激来自1994年—1995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墨尔本多次被联合国评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其城市规划、环境管理与公共政策水平在世界享有盛名。有一次到市政府战略研究部门收集资料,了解到他们的城市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是以可持续发展原则为指导的。那时第一次听到“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了解到墨尔本如何将可持续性的原理用来发展宜居城市。自己是一个对新理论、新思想有敏感、有偏爱的人,发现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可以细化自己两个半球假说中的发展半球内容,就投入精力钻研起来,逐渐积累起了一堆论文和资料。回国后就写文章介绍可持续发展理念,并且正好赶上上海市政府研制“中国21世纪议程———上海行动计划”,相对起来我算了解比较多的,就这样越来越深入地走上了研究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政策的道路。
2.三重底线模型。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社会、环境三个部分的协调发展,被称之为可持续发展的三重底线模型,其中的关键是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社会与环境的交界面问题。研究可持续发展早期的大多数时间,自己的兴趣集中在研究经济与环境交界面上的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以及联合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提出来的绿色经济,发表了不少论文, 出版了《循环经济与中国可持续发展》(2007)、《循环经济2.0:从环境治理到绿色增长》(2009)等著作。2008年,我被邀请到内罗毕参加“国际生态经济学”大会,在做主旨发言交流中国循环经济思想的同时,接触到了两个重要的新思想:一个是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生态门槛问题,讨论生态门槛之内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应该是怎样的;另一个是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福利门槛问题,讨论经济增长超过了福利门槛应该是怎样的。回来后,就收集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开展起了有关生态门槛和福利门槛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
3.四个支柱模型。大概是从1999年开始,由于研究中发现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合作,脑子里原来就有的发展半球不能脱离体制半球的思想再次强化,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三重底线与治理的关系问题(后来写文章称之为可持续发展的治理门槛)。于是,研究覆盖面从可持续发展的三重底线模型进入到可持续发展的四面体模型,将三个门槛问题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研究整合起来,形成了自己四个方面的研究兴趣,即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可持续性科学、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生态门槛、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福利门槛、发展与门槛之间的治理门槛,等等。有关的研究思考,除了论文之外,发表在《管理城市发展》(2004年) 和《政策分析新模式》(2007年)等著作之中。
4.可持续性科学。2012年可持续发展二十周年,联合国在里约召集世界首脑、企业精英、社会精英和学术精英举行高峰会议。自己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一方面,因为在绿色经济、福利门槛、合作治理上面有了研究积累,需要进一步进行理论上的整合;另一方面,受到国际上提出的可持续性科学或者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启发,认为需要系统地辨识可持续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于是越来越多地重视基础性的可持续性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以上就是自己从事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的简单过程,大概可以分为最初观念启蒙、三重底线模型、四个支柱模型、可持续性科学四个阶段。
○ 可持续发展算得上当前最流行的术语之一,但是对于可持续性发展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例如,搞环保的把可持续发展解读为环境保护,搞经济的把可持续发展解读为连续的增长。按照您的研究,应该如何理解可持续发展或者什么样的理解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 确实,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多学科、多部门的研究领域,各个学科各个部门都需要这样的顶层概念作指导。事实上,国际上从这个概念产生以来,就出现了一个跨学科的可持续性经济学甚至可持续性科学的研究流派,一直在研究制定一个具有整合意义的理论框架。二十多年来,我有机会参与本领域的一些重要国际活动,担任前沿学术杂志的国际编委,与国际上主要学者有深入沟通与交流,组织翻译过系统的可持续性经济学或可持续性科学著作。总结概括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研究成果,我认为总体上的理论框架,可以从对象、主体、过程三个方面或者从Sustainability、Decoupling、Governance三个关键词进行理解。
1.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 line or sustainability)。从对象上讨论可持续发展,既不是单纯的环境保护主义,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主义,而是强调资源环境制约下的经济增长,同时也把社会包容性纳入进来。因此,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容首先是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环境安全的三位一体或者三重底线。进一步说,对三位一体的关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弱可持续性的理解,强调三者是并列关系,只要三个方面总和意义上的资本积累非零增长就是可持续的;强可持续性的理解,强调三者是包容关系,即资源环境系统包容经济社会系统,因此,不仅要有资本积累总和意义上的发展,而且需要关键自然资本的非零增长。一般来说,强调增长的新古典经济学主张弱可持续性,把人造资本消耗自然资本得到的增长看作是收入;可持续性经济学或可持续性科学认为这样的经济增长扭曲了人类的总体福利,因此需要进行矫正,强调可持续发展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谐的发展。我同意强可持续性的观点,因为并不是所有自然资本都是替代品或者互补品,某些关键的自然资本是不可替代的。许多学者谈到可持续发展,并不知道以上学理问题上的差异。
2.脱钩发展(decoupling)。从过程和绩效上讨论可持续发展,是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应该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强调可持续发展是从技术效率导向的相对脱钩升华到生态规模控制的绝对脱钩。可持续发展的过程研究强调适应和减缓两元齐下的脱钩发展战略,要求经济社会系统实现资源环境限度内的弹性发展。这与传统的末端环境治理具有重要区别。在发展遭遇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时,要有强的适应能力尽可能快地进行恢复,并且将非预期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在经济社会建设的过程中,要降低遭受不可预期的资源环境问题的易感性,使发展模式建立在更少地依赖自然资本,更多地依赖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基础上。当前有关全球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转型的思想和政策,就是基于包括适应和减缓两个要素在内的脱钩发展原理的。
3.合作治理(governance)。从主体上讨论可持续发展,传统上认为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方面和环境方面的负外部性,需要有好的政府干预;但是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证明,只有好的政府干预是不够的,政府本身存在着经济效率、社会公平、生态规模控制上的失灵,于是可持续发展要求有好的治理,即政府、企业、社会等利益相关者的合作,而好的治理对于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协调的发展具有更加本源的意义。这样就从早期的三重底线模型升级到了四个支柱或四面体的模型。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好的治理具有比民主参与更深刻的内涵,即可持续发展不仅依赖于政府、企业、社会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民主参与,更强调民主参与下的各方合作,而政府的职能是在其中起到统筹协调的作用。在可持续发展治理的研究中,经常可以发现有民主但是没有治理的国家和城市,并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 1998年,您在国内发表论文最早讨论循环经济的概念,多年来一直在经济与环境交界面做研究工作,先是研究循环经济,然后研究低碳经济,现在则进一步研究更具有一般性和统摄性意义的绿色经济。在这个问题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 前面提到,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实际上是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支柱或者加上治理之后四面体的交界面研究。其中,经济与环境的交界面具有最基本的意义,因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经济与环境的分裂而产生的。自己对经济与环境交界面研究的兴趣有两个起源。实践上,来自对环境领域一直强调的污染治理3R原则的反思,觉得把3R放在末端过程进行运用,不能够解决减少污染产生量的问题;理论上,来自1980年代以来崛起的产业生态学和绿色制造方面的进展,对传统以“开采—制造—扔弃”为特征的线性经济提出了重要的质疑。归纳从循环经济到低碳经济的绿色经济研究,感到需要强调如下一些观点:
1.绿色经济的两个要素。如果传统的经济增长可以表达为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投入和效率提高,那么把自然资本纳入生产函数也有类似的意义。依赖于自然资本无限投入的经济不是绿色经济,只有提高自然要素生产率的经济才是绿色增长。另外一方面,除了致力于提高自然资源的生产率,投资于自然资本也应该成为绿色转型的重要方面。因此,绿色经济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的经济活动,即从当前看要大幅度提高资源生产率,强调经济过程的绿色创新;从长期看要投资于自然资本,维护和扩大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空间。而有关物质流的循环经济和有关能源流的低碳经济则是绿色经济的具体形式。理解这样两个方面,就可以理解联合国环境署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提出的绿色新政和绿色经济报告(2011),强调10个绿色领域的政策意义。其中,农业、渔业、林业、可再生能源、废弃物处理等属于投资于自然资本,而产业、建筑、交通、旅游、能源效率等属于提高资源生产率。
2.循环经济的主要途径。循环经济是要求经济过程从原来的摇篮到坟墓改变为从摇篮到摇篮的经济,要害是从两个方面创造没有废弃物的经济。一个是生产自然性的营养物,即物品使用后能够回到自然界成为养料,而不是污染物甚至有毒物品;另一个是生产技术性的营养物,物品使用后能够通过再使用、再制造、再循环回到创造经济价值的流程之中。国内讨论的循环经济主要是从后者意义上讲的。我在研究中,特别强调循环经济不是污染治理的3R原理,而是物质流全生命周期中的三个循环,即废弃物的再循环、产品的多次循环(从一次性到耐用品即从低技术到高技术)、生产者从销售产品到销售服务(从低金融工程到高金融工程的升华)。可惜,国内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是在前者意义上理解和实践循环经济。
3.低碳经济的主要途径。按照低碳问题的卡亚公式,低碳经济发展也有两个途径四个方面。一个是技术性的途径,包括能源替代和能效提高;另一个是社会性的途径,包括人口规模和人均消费。我们的研究发现,当前国内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存在着两个误区。一个是在技术方面,强调能源替代很多,强调能源效率不够。中国当前的节能减碳一半以上贡献是来自能源效率改进,而不是新能源的替代;另一个是对技术改进的反弹效应没有注意。事实上,中国当前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产能的急剧扩展导致的。由于经济产能是人口规模和人均GDP的乘积,因此,需要有政策调控人口规模及其空间布局,制定能源和二氧化碳容量可以支撑的经济增长政策。
4.绿色经济的转型模式。判断绿色经济发展的绩效是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脱钩,传统上认为这种脱钩表现为倒U 型的库茨尼次曲线。由于发达国家是超过生态承载能力以后再要求折回来,即要求绝对脱钩,因此,提出了所谓绿色转型的B模式。例如,美国学者布朗2002年以来的B模式系列著作。但是,我的研究认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有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即在生态门槛之内通过相对脱钩实现聪明增长,这种在承载能力之内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模式称之为C模式。2010年曾经与布朗交流,他认为C模式更符合中国发展中经济的要求。但是要强调的是,通过C模式进行绿色转型不会有宽裕的时间和空间。如果中国不在2020年—2030年之间做到,那么这以后也是属于先超过生态门槛然后再高成本地折回来的传统发展模式。
○ 许多有关发展问题的研究,首先是从经济增长对于民生改进的必要性展开的。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对于福利改进具有持续的正相关性,因此,无止境的经济增长是充分必要的。但是,这样一个有关经济增长与民生改进的前提性命题,在过去二十年来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您对此有什么系统性的看法?
● 这是可持续发展四面体中经济与社会交界面上的问题。我自己的兴趣是从了解伊斯特林假说或幸福悖论开始的,这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称之为福利门槛解说。如果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生态门槛涉及经济无限增长的可能性,那么经济与社会间的幸福悖论则涉及经济无限增长的必要性。
1.福利门槛的有关事实。1974年,美国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提出,现代经济学是建立在“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的。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事实上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伊斯特林悖论的“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从那以来到现在,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客观福利(或满意度)和主观福利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发现有越来越多资料证明:虽然经济增长在发展前期对社会福利提高具有正的贡献,而且越是贫穷的地方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福利越高,但是在经济增长水平人均GDP达到1万—2万美元后,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对社会福利的边际贡献就开始递减。有人把这个1万—2万美元的状态称为是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即达到这个门槛之后进一步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开始衰减。研究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专家进一步认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关系是S型逻辑曲线,到达一定阶段或者门槛点后曲线将走向平稳,在这个门槛之后的经济增长很多是与消费攀比有关,而与满足基本需求无关。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概念对于研究和认识中国当前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利用GDP指标和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开展的实证研究发现,2003年以来中国的人类发展没有随经济增长的提高而提高。由于通常的福利门槛是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后出现,而中国的满意程度不再增长的情况发生在人均GDP不到5000美元以前,于是有专家提出了中国的福利门槛在提前的问题。这样的研究,从理论上证明了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强调经济增长必须能够带来社会福祉的提高。
2.福利门槛的理论解释。对于经济增长为什么存在福利门槛,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看,大致存在两种类型的理论解释。一类是“相对收入”理论。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一般认为,个人收入的绝对增长可以提高福利水平。但是相对收入理论发现,一个人的满意程度或福利感受与其相对地位有关,因此,真正影响幸福的因素不是绝对收入而是相对收入。事实上,我们经常发现,绝对收入增加导致的幸福常常被相对收入的减少所抵消,因此,社会总福利出现零和的情况。即高收入者因为提高收入差距而满意的时候,会导致低收入群的不满意;反过来,低收入者因为缩小差距而满意的时候,又降低了高收入群的满意程度。另一类是“忽视变量”理论。这些理论认为,主流的经济学仅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而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感觉的其他许多重要因素,包括工作、健康、家庭、社会关系、自由、政治参与等等。如果这些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呈负相关,那么随着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会下降,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于是就可能出现收入增加而人们的幸福没有相应增加的“幸福悖论”。
3.福利门槛的政策意义。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并非孪生兄弟。因此,对于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的不同认识可以导出不同的政策措施。对于强调经济增长的新古典经济学,由于认为经济增长及其绝对收入的提高是福利提高的原因,因此,主要的政策措施是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提高人群的绝对收入。但是对于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学来说,如果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存在,则意味着单靠经济增长不能实现生活质量的持续改善,因此,需要有控制收入差距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政策措施。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在经济增长达到福利门槛的时候,需要将政策重点从促进经济增长转向控制收入差距。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福利门槛到来之前,需要使经济发展方式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发展型转变。具体地说,就是要从注重物质资本或人造资本的增长,转变为更加注重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提高与发展。这里有必要对国内学术界热议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简单的辨析。许多人基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强调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经济增长水平能否达到人均收入1万美元。然而在我看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更应该是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如何共同进步的问题。如果我们通过未来十到二十年的努力,人均GDP顺利达到1万美元,同时人类发展指数也超过了高发展的0.8门槛,老百姓的满意程度在持续增加,那是属于应该追求的状态。反过来,如果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但是人类发展指数或人民满意程度没有同时提高,就无法认为是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
○ 在生态文明概念的推动下,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正在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您基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生态与社会的交界面,对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作了清晰的界定,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研究看法。
● 在生态文明的研究中,许多人对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不加区别,其实这里有许多新的有趣的东西可以研究发现。绿色发展的研究,涉及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社会与生态交界面的关系,但是更涉及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三条曲线。
1.可持续性的三条曲线。传统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增长曲线,极端环境主义只管住资源环境曲线,可持续发展要的是经济、社会、环境三条曲线相匹配的发展。其中,生活质量导向的社会曲线应该尽可能高;自然资本消耗的环境曲线应该尽可能低或者至少在生态承载能力之内;而经济增长曲线是要求有一定的高度,既不是越低越好,也不是越高越好,应该有一个从高到平稳的发展过程。如果社会曲线用人类发展指数HDI表示,资源环境曲线用生态足迹指标EF表示,经济曲线用GDP表示,那么可持续发展的本真意义,就是用尽可能少的自然消耗通过一定的经济增长实现尽可能高的人类福利。
2.绿色发展的基本内涵。我认为,国内的生态文明概念,在学理上应该等价于国外的可持续发展或绿色发展概念,它整合了经济与环境、经济与社会两个界面的思考。我们的研究尝试证明,以上可持续发展的三条曲线,可以简洁地表达为人类发展HDI与生态消耗EF的关系,即HDI/EF,并且进一步表达为HDI/EF=GDP/EF×HDI/GDP。这表明在可持续发展或绿色发展中,自然消耗是初期手段、经济增长是中间变量、生活质量是最终目标。如果将上式变形为HDI=GDP/EF×HDI/GDP×EF,就可以发现:人类发展水平依赖于三个要素,即一定的生态资本投入、单位生态资本的产出(生产效率)、单位经济的福利产出(服务效率)。今天,在世界和国家的生态资本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好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生产效率和服务效率的提高。这就是绿色发展的基本内涵。
3.发展模式的四种类型。在社会与生态的交界面,可以按照生态消耗高低、人类发展水平两个维度,来研究国际、地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类型。通常,按照生态足迹的门槛是否超过世界人均(大于1.8地球公顷)、人类发展的门槛是否达到高的水平(大于0.8),可以分出四种类型。其中,只有生态足迹低于世界人均,同时人类发展高于世界高水平,才是真正的可持续性发展。最近,我们研究出版了按照这样四种类型进行发展绩效评价的《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绿皮书》(2013)。实证研究发现,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的发达地区人类发展达到了高水平,但是生态足迹偏高;而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的发展中地区生态足迹是低的,但是人类发展水平不足。前者属于发展过度的不可持续,后者属于发展不足的不可持续。两者要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可持续发展。如前所述,前者是保持人类发展但是减少生态足迹的B模式,后者是提高人类发展但是控制生态足迹不超过阈值的C模式。
4.绿色发展的两个门槛。以上公式解释了前面提到的经济增长存在两个潜在门槛的说法:一个是经济增长可能性有多大的生态门槛,由于存在着生态门槛的限制,无限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或者说,经济的边际收益小于生态的边际成本的发展是非经济的,即边际收益递减的;另一个是由于存在着福利门槛的限制,即增长的经济不再带来持续的福利增长,无限的经济增长也是没有必要的。用以上的绿色发展的两个门槛看中国发展,我们发现:一方面,过去三十年中国的资源生产率在持续增长,但是因为经济产出的公平分配存在问题,中国的服务效率即经济增长的福利产出却在减少,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很高但是社会满意度没有同步提高的现实;另一方面,中国的生态消耗在越来越接近世界平均生态足迹的水平,中国发展大幅度投入生态消耗的空间已经很少,因此当前中国发展的转型升级,本质上就是在自然资本消耗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要依赖资源生产率和服务效率的提高,实现绿色的、智慧的、包容的发展。
○ 早期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支柱的模型,但是您强调精致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增加治理的维度,成为四面体模型,强调三重底线的可持续性只有依赖合作治理才能实现。您的思路是怎样演进的、有什么展开的想法?
● 在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最初一段时间,一直强调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支柱的协调发展,但是随着理论研究深入以及参与政策咨询,越来越发现三个支柱只是发展层面的思考,如果没有治理层面的保障,可持续发展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就与自己早就具有的发展半球—体制半球的思路对接起来了。从1999年起开始,更多地钻研可持续发展与治理之间的关系,发表这方面的论文和著作。最早的成果是2002年完成、2004年修改出版的《管理城市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管理研究》。2005年,有机会到哈佛大学做高级访问研究,进行了系统化的思考,到现在有了下列方面的理论感悟和研究活动。
1.可持续性的治理维度。无论国际、区域还是城市,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组织形式有公共性的政府、营利性的企业、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等三种。理论上,按照政策绩效的高低和公私合作的水平,我认为,可以分出可持续性治理的四种类型,即公私不行动、政府单一行动、社会单一行动、公私合作行动。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均表明,只有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良好合作,才能导致最好的可持续发展绩效,这就是所谓良好治理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意义。因此,深入研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交界面的互动行动和表现形式,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第二个重要的交界面问题。
2.中国发展的治理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成绩可观,得益于政府组织的干扰缩小和非政府组织的进入;而中国的发展绩效离开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严重的问题,也是因为政府权力太大,影响了企业和社会在发展中的参与和合作治理。例如,政府组织仍然在私人产品领域有强势活动,抑制了非政府组织的进入;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缺少与非政府社会组织的合作,影响了这些领域的发展效益和效率,等等。因此,中国要取得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好成绩,特别是在社会公平、资源环境等方面有重要进展,就需要深化改革,建立政府、企业、社会之间良好的合作治理关系。
3.城市发展的治理研究。基于以上的理论认识,2002年以来,我指导博士研究生重点开展了城市领域的合作治理研究。一是城市发展的公私合作分析。认为公私合作模式在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运营中需要特别关注,特别是在未来十到二十年的新型城镇化中应该有所作为。通过对公共交通、轨道交通、保障性住房等问题的研究,认为公私合作在政府方面,可以解决城市发展的资金短缺,加强基础设施的市场化改革,提高政府发展管理的能力;在企业方面,可以促进企业提高技术创新竞争力和金融工程竞争能力,因为只有高技术、高金融的双高企业才能真正提高城市与企业自身的发展效率。二是公共服务的公私合作模型。认为城市公共服务中政府安排者、服务提供者、服务使用者的三位一体模型,可以用来规划、实施、评估城市公共服务的绩效。其中,增加公共服务的投入属于政府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用一定的投入建设尽可能大的服务设施属于政府与生产者的关系,而用一定的设施提供尽可能公平的服务涉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三是创新型城市的三螺旋合作模式。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涉及政府、企业、大学三位一体的关系,利用主体间互动合作的原理,可以对创新型城市的发展作出合理的理论解释,产生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政策建议。在创新型城市发展中,政府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包容性环境,包容城市中出现的各种非典型人才和非典型技术;大学的责任是生产更多的创新性人才,为政府提供创新的政策咨询,为企业提供创新的技术咨询;企业的责任是研制更多的创新型技术,从政府这里得到风险资金,从大学得到有竞争力的人才。
○ 您从事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的研究已有二十年经历,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也有了三十五个年头,同行和学生说你很享受学术研究和大学教授的生活。能否请您谈谈自己的研究体会,您最想说的是什么呢?
● 1.读世界书。就是要在理论和方法上了解研究领域的国际进展和前沿动态。自己有专门关注的几份国际学术杂志,也担任一些SCI和SSCI杂志的编委,对每年发表的论文有清晰的了解。到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总是挤出时间到学术书店泡上很长时间,买上几本最近两年出版的学术新书。我相信在自己研究的几个领域,对国际上的最新动态和前沿学者是有足够了解的。例如,研究绿色经济,需要了解国外在资源生产率、倍数X理论、脱钩发展概念方面的进展,对这些东西曾经有过深入的研究。做学术要有理论、问题、方法上的通约数,有了这样的了解,就能够通畅地与国内外学者进行交流。
2.晓中国事。就是要在实践上知道自己研究领域内的中国情景,了解现实的问题、系统的数据和典型的案例。例如,研究中国的绿色经济,我对中国过去二十年的资源环境数据和经济社会数据有长期的积累和关注,同时对未来二十年的情况也做过多情景的分析展望;研究中国的城市发展,就要了解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趋势,了解上海和长三角城市的基本数据,了解世界主要城市和城市区域的数据。这样,就可以用来与国际前沿的理论进行比对,进行理论上的检验和调整。
3.说自己话。就是要在创新上说出有自己研究的看法和观点。不同于纯粹的理论科学和纯粹的应用科学,按照可持续性科学强调的巴斯德型研究模式,经常需要在两个方面做出自己的探索与思考。一方面,是从现有的实际出发对既定理论提出有新意的理论看法,例如,自己提出的循环经济中的3个循环不同于污染末端治理中的3R原则;另一方面,是从既定理论出发,对现实中的问题提出有新意的解决方案,例如,自己提出的中国绿色发展C 模式区别于美国学者的B 模式。确实,如果能够在了解世界理论和了解中国情况基础上,提出自己有新意的看法,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最大乐趣。
(责任编辑:沈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