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对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提出了新要求。但目前长三角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还面临着由于属地化管理带来的体制机制障碍，因此，要注重市场化导向，在明确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动力机制的基础之上，尝试多种一体化模式。

动力机制是政策得以执行的基础，长三角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可以构建起复合型的多动力推进机制。首先是政府推力。长三角各省市可以从各自定位出发，将国家战略实施转化为各地突破发展瓶颈的政策机遇。如上海可从缓解其人口、交通、环境等方面的压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扩充空间的角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江苏和浙江可从更好地发挥区域优势，实现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安徽可从承接沪江浙资金、项目和人才等资源角度，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满足域内公众日益增长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其次是市场推力。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均衡的地区之一。2018年，长三角主要城市中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的人均GDP均超过10万，城市之间的发展程度相当。与此同时，2018年全国百强县和全国营商环境排名前20中有约一半的城市都在长三角。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使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有意向参与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来，并形成市场推力。

最后是技术推力。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已成为推动政府改革的重要推力。长三角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可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精准识别各区域居民的个性化公共服务诉求，再通过信息化手段推进公共方服务资源的整合，以进一步优化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缩小三省一市公共服务资源分配和供给机制上的区域差异；与此同时，相关技术公司可以运用智能终端、大数据、云服务等新型技术手段，挖掘虚拟服务机构跨空间的公共服务供给潜力，发挥“互联网+”模式在便民服务上的优势，推动公共服务供给的便捷化和智慧化。

在明确动力机制的基础之上，具体的政策推动也可以考虑多种推动模式。首先是管理驱动型模式。即按照基本公共服务管理经营的比较优势，积极推动当地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经营模式走出去，实现跨省市的经营管理一体化，并在此基础之上实现人员流动、服务标准等基本公共服务的统筹化和一体化。如上海的集团化办学、医联体等都属于这种模式。其次是技术驱动型模式。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时空限制。现代信息技术企业通过建立虚拟机构推进公共服务共享，使得技术驱动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成为一种低成本、便捷化的方式。如近年来在线诊疗技术、在线教育系统、在线博物馆的普及等，打破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属地化限制。最后是产业驱动型模式。长三角一体化最早始于产业和规划等领域的合作，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都会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当地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建立起基本公共服务的产业化运作模式，并逐渐突破行政区划，向外延伸。如安庆的健康养老示范园项目等，目前已开始在浙江布局。

实践中，在国家基本财税制度属地导向不变的情况下，依靠政府自身推动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往往难以实施，这就要求我们寻找新方法，解决新问题，通过强化市场化运作，探索可行的长三角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工作体系，使得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作者：薛泽林 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