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环境保护成为一个各界关注的热议话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就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非常关键的。其中，有几个问题需要深入讨论：
自然资本的重要因何凸显
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框架涉及三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目标层面，即我们发展的目标是什么？答案应当是从GDP增长走向人类福祉和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第二个是资本层面，即实现目标需要实体资本的支撑。一个是物质资本，通常叫做经济增长，其中包括了金融资本；第二是人力资本，通常用社会发展包括教育、健康等来表达； 第三是自然资本，通常用生态环境来表达，主要提供资源供给、污染吸纳、文化愉悦以及生态支持等生态服务。
第三个是治理层面，这就涉及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更多是协调这些资本的关系，包括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合作治理，是管理和治理层面的能力。
与传统经济增长和生产函数强调劳动力、物质资本等要素的投入不同，可持续发展可以被表达成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个资本的函数，它强调四个资本的综合投入和平衡协调，特别是对其中稀缺性资本如自然资本的投入。
正是因为我们的发展目标不是单纯的GDP增长，而是人类福祉和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自然资本的重要性才更加凸显而出。当前，我国强调“新常态”就是要改变原来的发展模式，从综合资本投入的角度而非单纯地从物质资本的角度来理解发展。
为什么要投资自然资本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个难点，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协同推进。自然资本的提出，对于解决这个难点提供了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未来中国无疑需要继续发展，而前提是仍然需要有足够的投资。投资自然资本是寻找新的有可持续发展意义的投资领域，是符合中国转型发展的方向的。那么，什么叫做投资自然资本呢？为什么要投资自然资本呢？
一方面，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中，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是反向的，金融资本的扩张导致自然资本的收缩。要改变这一现状，把反向的发展变成共耦、同向的，互惠互利的发展，就改变传统发展模式，重视对自然资本的投资。
另一方面，投资自然资本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既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又有非经济的作用。其收益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社会系统的进口所谓源（source）的地方，增加自然资本的资源供给能力，包括水、地、能、材等自然资源。二是提高经济社会系统出口所谓汇（sink）的环境调节功能，以及提高作为人类社会背景的生态支持功能和文化愉悦功能。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可以感觉到，自然资本的存量越大，经济的安全系数、发展前景就越大。从国际上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联合国倡导绿色新政和绿色经济，就是要采取投资自然资本的方法进行经济复苏，通过绿色的凯恩斯新政，引导世界进入绿色增长新模式。但这在目前主流的经济学中还严重关注不足。
值得强调一下的是，投资自然资本包括传统的环境治理，同时又超越了传统的环境治理。环境治理是被动的“烧钱”的事情，主要解决经济增长导致的负外部性问题； 而投资自然资本是主动的具有经济收益的事情，要利用自然资本的正外部性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在给GDP做减法的同时也要做加法，增加区域发展的整合资本总量。
从结果来看，自然资本新经济在促进自然资本有正向增长的同时，金融资本也会有可观的投资收益。1999-2004年，我有机会参加崇明东滩发展的战略研究，当时提出崇明要进行生态导向的绿色开发，就是要通过投资自然资本以及相关的绿色基础设施，将崇明岛的生态优势转换为区域发展的经济社会优势。现实中，也可以发现拥有生态环境优势，正在被人们所重视。
中国绿色发展道路的模式选择
2012年“里约+20”会议上流行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甜甜圈”理论有三个圈，中间圈、外圈、内圈。中间圈是经济、社会、环境三重底线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圈。分隔中间圈和外圈的是自然资本的承载能力。发达国家在外圈，已经超越了自然资本的承载能力。分割中间圈与内圈的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能力。中国现处在内圈，落在社会支撑力的下面，即中国老百姓体面生活的基本需求还没有达到满足。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能否用绿色的方式，即以自然资本可以支撑的方式实现基本需求的满足。
相对于三个圈，有三种发展模式，分别是A模式、B模式、C模式。传统上，发达国家走的是A模式道路，超越了自然极限仍然在无止境追求经济增长。现在发达国家搞绿色转型就是要走B模式道路，即从外圈回到可持续发展的中间圈。
中国发展要走的则是C模式，即从内圈进到中间圈。中国现在仍然需要增长，但是能不能追求聪明增长(smartgrowth)，能不能在生态门槛里实现现代化，是对中国的最大挑战。相对于发达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中国研究和推进可持续发展新经济，要强调有“共同的原理、不同的战略”。
此外，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是有紧迫性的。对投资于自然资本和走向绿色新经济，在表达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是面对中国到2030年用绿色方式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战略挑战，不可能再拖上十年、二十年了。这是C模式对中国当前转型的重要含义。
中国绿色发展的领域与空间
自然资本新经济或绿色经济，包括提高资源生产率和投资自然资本两个方面，中国通过生态文明，需要在四个发展领域提高资源生产率和投资于自然资本：
第一个领域是新型城镇化。
现在搞新型城市化，重视自然资本是题中应有之意。一方面，要提高水、地、能、材等资源生产率，另一方面，要投资自然资本或绿色基础设施。从空间上说，中国城市化的自然资本思考要有三个维度。宏观层面，中国城市化大部分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因此有整个国土意义的自然资本投资问题；中观层面，中国城市化主要采取大中小城市集群发展的城市—区域模式，因此有区域意义的自然资本投资问题； 微观层面，中国城市化要注意生产、生活、生态的协调，因此有城市意义的自然资本投资问题。特别是对于东部沿海经济增长快、环境破坏大的城市，投资自然资本是要扭转经济增长牺牲生态环境的状况；对于中西部经济增长慢、环境有优势的城市，投资自然是要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优势的问题。总体上，中国新型城市化的目标，是要使得低经济增长、高自然资本和高经济增长、低自然资本的两类不同地区，最终都能够进入高经济水平、高自然资本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第二个领域是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把原来物质消耗的单向流程变成一个循环流程，既然自然资本那么稀缺，能不能从进口到出口，到当中全部变成一个有回路的过程？这是一个有变革意义的战略思考。它包括用环境优化的材料替代环境不友好的材料，提高物质的资源生产率等。“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国把循环经济作为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成立了一个有关循环经济的全球议程理事会，也在组织全球专家研究中国的做法、政策和案例。
第三个领域是低碳发展。
新能源替代传统的碳基能源，从某种角度讲是投资自然资本；而提高工业、交通、建筑三个部门的能源效率，即提高能源生产率和提高碳生产率。
第四个领域是中国人的消费模式走向绿色。
随着资源环境恶化等自然资本供给能力降低，老百姓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在增加；随着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老百姓对绿色消费的支付能力也在增加。
第五个领域是投资自然资本要求治理能力变革。
投资自然资本要研究和推进PPP模式，即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和社会联盟（public-private-people），这不是简单地去重复政府管制或者市场机制的单一道路，而是有关自然资本的政府、企业、社会合作即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讨论自然资本时，不能大而化之，而要讨论关键的自然资本。这包括，经济总是通过消耗自然而增长的，但是这个消耗有没有红线？自然资本哪些部分是可以市场化的？哪些部分是要坚守的？纯粹的公共物品是政府要坚守的，哪些部分是可以作为市场交易的？这些问题讨论清楚之后，就可以知道有一些市场需求比较大的，可以老百姓埋单； 有一些公共性比较大同时变得稀缺的，需要政府埋单（其实这是用老百姓的税收提供公共服务）；介于其间的，可以采取政府与社会共同承担的方式，那样我们投资自然资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发展方向。
将PPP的思想用于自然资本，需要不同利益主体和责任主体发挥不同的作用。面向自然资本的合作治理，需要有操作化的步骤和措施：第一，区域发展需要建立自然资本负债表。这是因为，要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双增长模式，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工具，先评价后进行。第二，政府制定发展规划要同时考虑GDP和自然资本指标，实行从经济增长主导向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双增长的战略性转移，逐步通过自然资产审计衡量政府的政绩。第三，对自然资本的投资不可能全面摊开来，需要寻找供给少、需求大的关键领域，激励金融部门的战略投资从传统的物质资本转向自然资本，并使他们取得合理的回报。第四，要改变现在行政手段导向的环境保护模式，逐步实现开放性的PPP合作，让有竞争力的自然资本经营企业参与进来，提高自然资本投资的效率和效益。第五，让消费者和更多的社会力量介入进来，老百姓不仅可以作为消费者提高对生态消费的支付意愿，而且还会通过众筹等方式把投资自然资本看作参与绿色发展的机会。
（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教授，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
投资自然资本包括传统的环境治理，同时又超越了传统的环境治理。环境治理是被动的“烧钱”的事情，主要解决经济增长导致的负外部性问题；而投资自然资本是主动的具有经济收益的事情，要利用自然资本的正外部性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在给GDP做减法的同时也要做加法，增加区域发展的整合资本总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