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然资本投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就需要控制自然资本的消耗，更多地转向依靠自然资本的生产效率与服务效率来提高生活质量。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自然资本的数量型投入来推动的，当前的问题是人均生态足迹即人均自然资本投入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世界阈值，因此需要从依靠自然资本的投入转向提高自然资本的生产效率和服务效率。
2015年，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版本升级的转折年，过去15年的千年行动计划（2001-2015年）要升级成为新一轮的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2015-2030年）。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倡导绿色经济。联合国倡导绿色经济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时提出了用“绿色新政”（GreenNew Deal）拯救金融危机的策略，然后UNEP组织专家研究编制为2012年里约会议准备的《迈向绿色经济》报告（2011），现在则要把绿色经济融入后2015年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常规化发展。传统上，绿色经济的概念经常被简单地等同于环境保护；现在的绿色经济，却是要强调如何化环境挑战为经济机会。笔者2008年以来，有机会多次参加联合国有关绿色新政和绿色经济的政策咨询和研讨。去年，又与联合国环境署的专家合作组织研究编写了《绿色经济：联合国视野中的理论、方法与案例》一书（将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在此，就绿色经济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政策问题，以及在生态文明背景下加强中国绿色经济的研究，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绿色经济的基本内容
2008年以来，联合国出版的一系列有关绿色新政和绿色经济的研究报告，涉及到绿色经济的理论基础、绿色经济的效益分析、绿色经济的行动领域（效率领域、生态领域、城市领域等）、绿色经济的政策支持（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国际社会）、绿色经济的国家差别等重要内容，意在建立绿色经济的新理念和新政策。从中可以看到未来绿色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问题。
为什么要发展绿色经济：联合国的有关研究以2010年为界，将世界发展分为两个40年，认为过去40年（1970-2010年）的世界发展是以褐色经济为主导的，世界经济和各国发展在物质财富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自然的崩溃与社会的分化。例如，过去25年世界经济翻了两番，但是生态服务有60%出现退化，21世纪第一个10年暴露了褐色经济发展导致的严重危机。如果世界经济继续沿着褐色经济的道路进行，那么到2050年前的下一个40年(2010-2050年)，我们将遭遇越来越严重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稀缺的Peak和Gap等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危机。包括二氧化碳供给能力达到高峰但是与需求增长形成缺口（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的极限被认为是450PPM），水资源供给能力达到高峰但是与需求增长形成缺口（只能满足60%），等等。因此转向绿色经济是必须要走的道路。绿色经济可以保持物质财富的增长，同时减少环境风险和社会分化方面的代价。联合国的有关模型研究表明，如果每年投入全球GDP的2%（1.3万亿美元）于绿色经济领域，经过将近10年的过渡，在2020-2050年间可以具有比褐色经济好的经济产出，同时不会导致自然退化甚至还可能促进生态改进。例如，到2050年减少50%的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减少50%的森林砍伐。如果说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是褐色经济全面危机的10年，那么第二个10年就是经济转型的10年，绿色经济可以从2020年开始进入收获的阶段（见上表）。
什么是所需要的绿色经济：绿色经济是经济增长不导致自然衰退的发展，是通过投资于自然资本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褐色经济与绿色经济的差别在于资本配置的差别。在褐色经济中，经济发展的资本重点被配置在消耗自然资本以及减少就业机会（人力资本）的领域，例如过去20年大量资本倾注于房地产、化石燃料、金融资产等部门。与此相对，绿色经济要求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减少自然资本消耗来实现经济发展，强调把主要的资本投资在10个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工业效率、绿色建筑、绿色交通、旅游、废弃物处理以及农业、渔业、水资源、森林（世界近13亿人的生计依赖于自然农业）等，而城市是集中这些方面的综合领域。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是绿色经济的当然组成。其中，低碳经济可以看作是能源流意义上的绿色经济，要求大量使用清洁能源，提高传统能源的使用效率，吸收经济过程出口的碳排放；循环经济是物质流意义上的绿色经济，要求减少自然资源的输入，加强物品的重复利用，在经济的输出端将废弃物重新转化为资源。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人类发展与生态足迹的双重挑战，都离绿色经济很远。在绿色经济发展中，发达国家需要在不损害生活品质的同时减少生态足迹，发展中国家需要提高生活品质但是控制生态足迹的大幅度增加。
怎么样促进绿色经济：联合国的研究强调，发展绿色经济需要从观念、政策、技术等几个方面多管齐下，采取系统的方法才能使得未来40年的发展走上绿色经济的轨道。一是在观念上需要打破两个长期来阻碍绿色经济发展的思想，即关于环境与经济之间此消彼长的认识（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环境库茨尼茨曲线助长了这种认识），关于绿色经济只有富裕国家才做得到或者绿色经济是富裕国家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认识。二是在政策上要转变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投资政策以及其他激励机制。对于政府来说，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逐渐淘汰陈旧的补贴（例如2008年世界化石能源享用的价格和生产补贴达到了6500亿美元），提供新的激励机制为更绿色的产品搭建舞台，加强绿色经济的市场基础设施与市场化机制，重新确定公共投资的方向，实现政府绿色采购等。对于企业来说，需要加强的政策措施，包括理解并评价各个经济领域绿色过渡的切实机会，提高融资水平以响应政策改革与市场价格信号。三是在技术上大力促进第六次创新长波即“绿色创新长波”为内容的技术创新。研究创新的绿色经济学家认为，以50年为一周期的世界经济长波正在进入第六个周期，这个周期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创新是以提高稀缺自然资本的生产率为标志的，低碳能源技术和各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是绿色经济长波的主要部分。
绿色经济的三重效益
我们可以用可持续发展的三重底线观念，比较绿色经济与褐色经济的优劣，特别是在环境、就业、增长三个方面的差异。联合国环境署研制的T-21模型，定量地研究了过去40年（1970-2010年）的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情况，对未来40年（2010-2050年）做了绿色情景与褐色情景两种情景的模拟分析，结果证明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更好的三重底线效益。
绿色经济的环境收益（自然资本方面）：按照绿色经济的模式，在环境收益方面，到2050年可以达到能源消耗比2010年减少40%（可再生能源比重增加到30%左右），二氧化碳排放减少50%（从目前的300亿吨减少到200亿吨以内，排放浓度控制在450PPM，有可能控制温度上升在摄氏2度以内），水资源消耗减少20%，生态足迹减少50%，林地增加20%。而按照褐色经济，自然资本的退化不仅得不到扭转，而是进一步增强，例如二氧化碳排放会增加到500亿吨（比现在增加60%左右）。
绿色经济的经济效益（物质资本方面）：按照绿色经济，如果每年投资全球GDP的2%于绿色部门，其中50%以上投资于改变传统部门（工业、建筑、交通等）的能源效率。虽然短期内即在2020年以前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会低于褐色经济（绿色经济增长率是2.5%，褐色经济增长率为3%），但是从长期看（2020年到2050年）可以带来比褐色经济更好的经济增长（绿色经济平均增长率是2.5%，褐色经济平均增长率是2%）。而沿袭褐色经济的发展模式，虽然在2020年以前仍然可以惯性增长，但是在2020年以后则可能大幅度下降，并且在2040年左右出现明显衰退（1.5%）。
绿色经济的社会效益（人力资本方面）：按照绿色经济，虽然褐色经济部门的就业机会会减少，但是绿色经济部门的就业机会会增加，例如绿色能源与能源效率部门的就业到2050年会增加20%。总的来说，绿色经济能够创造与褐色经济同样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就业净变化为零，甚至可以有小幅的增加（0.6%）。分段来说，在2030年以前因为减少资源摄取部门，就业机会有小幅减少，但是2030年以后就业机会则可超过褐色经济的情况。因为褐色经济的就业会因为2030年的资源环境稀缺受到遏制。
绿色经济与生活质量
绿色经济的研究，不仅要证明绿色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即发展绿色经济是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需要证明绿色投资是否能够同时增加生活质量的问题。因为传统的理论，通常在认为绿色投资会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认为在社会发展方面只有物质消费增大才有利于生活质量。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证明，非物质消费主义的社会可以达到更好的生活质量。弄清这个问题，对于确立绿色经济的信念有重要意义。就我参与研究讨论的情况看，有关这个问题的思想逻辑是这样的：
理论假说：基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或者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如果我们设绿色投资为自变量，生活质量为因变量，基本假说就是绿色投资对生活质量有正的影响。进一步考虑有三个中间变量，即投入到经济社会系统的自然消耗（这是自然资本的损失），自然资本的物质产出即人造资本的累积（即生产效率），人造资本创造的服务（即服务效率）。于是，除了基本假说之外，我们可以建立两组进一步的假说：即绿色投资对于减少自然资本消耗、增加生产效率与服务效率有积极的影响；减少自然资本消耗、增加生产效率与服务效率对提高生活质量有积极的影响（见下图）。
研究方法：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来检验以上的假说。方法一是对生态经济学中的生态绩效模型进行变形，设研究模型为：生活质量（HDI）=HDI/GDP×GDP/EF×EF，其中GDP/EF×EF=GDP实际上就是绿色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这里的EF可以是人均生态足迹，表示人均消耗的自然资本，可以用联合国、世界自然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国内外有系统性的指标与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方法二是对以上的研究逻辑采用结构方程的研究模型，围绕生活质量、绿色投资、自然资本消耗、自然资本的生产效率、人造资本的服务效率等五个变量进行研究，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与路径分析。方法三是选择少数几个有比较性的案例，例如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开展研究，特别是要比较研究有同样的人文发展指数却有不同的生态足迹的发达国家的情况（例如欧日与美加等的比较）、或者有同样的生态足迹却有不同的人文发展指数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中国与同类国家的比较），按照以上的逻辑给出因果关系的解释。
预期发现：采用以上的研究逻辑，期望的发现是生活质量与三个因素有关。类似于人均经济水平与人均资本投入和资本生产率有关的经济增长研究，在绿色投资与生活质量关系的研究中，依靠自然资本投入提高生活水平的程度有粗放型与集约型之分。当自然资本投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就需要控制自然资本的消耗，更多地转向依靠自然资本的生产效率与服务效率来提高生活质量。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自然资本的数量型投入来推动的，当前的问题是人均生态足迹即人均自然资本投入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世界阈值，因此需要从依靠自然资本的投入转向提高自然资本的生产效率和服务效率。
政策启示：一是减少自然资本消耗可以减少生态环境的治理成本和维护成本，维持与增加自然资本对人类的功能（资源供给的、污染吸收的、生态愉悦的）。这是当前资源环境管理应该讨论的问题。政策重点是投入到社会经济系统的自然资本不要超过自然的承载能力，要采取资源环境消耗的总量控制政策。如果超过，就会大规模降低自然资本的服务水平甚至达到无法扭转的状态，结果从自然方面严重影响社会的生活质量。二是提高自然资本的生产效率，使同样的自然资本消耗有更多的人造资本产出，或者用较少的自然投入达到社会稳定所需要的人造资本。这涉及到所生产的人造资本的精巧性（相对于笨重性）、耐用性（相对于短命性）与循环性（相对于一次性）等技术创新方面，因为这样的物品有着较高的自然生产率，这是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应该讨论的问题。三是提高人造资本的服务效率。这涉及人造资本服务的公平分配问题，要求用一定的物质存量为更多的人服务而不是少数人享受。因为前者可以导致更多的社会总福利，而在后者的情况下所得到的边际福利是递减的。例如在实践中，强调发展公共交通而不是私人交通，发展公共保障房而不是高价的商品房，发展各种具有共享性的公共服务而不是私人性的奢侈服务，就是基于这样的道理。如果在自然资本没有限制的时代，不同穷富状态的人群在遵守帕累托原则的条件下（所谓利己不损人），可以各自通过增大物质拥有与消费来提高生活水平的话，那么在自然资本消耗受到限制的时代，就需要控制高端人群的物质消费和保证低端人群的基本消费了（需要遵循希克斯原则）。这是绿色投资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的非技术经济方面的表现。当前在政策上的一个创新做法，就是增加对资源环境消耗的税收（包括对过度消费的税收），减少对人力劳动收入的税收（减少对劳动所得的税赋），通过税收结构的调整而不是税收总量的增加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中国当前的结构性减税工作，应该包含这样的意义。
对中国开展绿色经济研究的思考
与世界发展的两个阶段做类比，如果中国过去30多年（1980-2012年）的发展可以称之为经济版，那么中国未来将近40年（2012-2050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民生版，开展中国绿色经济的研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需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已经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战略性观念，强调中国发展的“五位一体”框架。当前，我们需要加强生态文明背景下的中国绿色经济研究，而联合国倡导的绿色经济正好可以给我们发展绿色经济带来新的启示。笔者认为对中国绿色经济理论与绿色发展政策开展系统研究，需要包括理论内涵、实证分析、发展情景、行动领域、政策体系等五个依次递进、前后照应的内容。
理论内涵研究：研究和阐明绿色经济的一般意义是在关键自然资本存量保持一定的情况下提高人的福利，在此基础上强调中国绿色经济的特殊理论内涵。相对于发达国家是用过度的自然资本消耗实现了人类发展，因此发展绿色经济是要在保持人类发展水平不降低的同时重点降低生态足迹，中国的绿色经济研究重点是要说明如何在不超过世界可接受水平的生态足迹条件下实现大规模的但是有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在此基础上，阐述中国绿色经济理论与绿色发展模式的系统理论。
实证分析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和绿色经济的资源生产率、单位经济产出的人类发展、生态福利绩效等概念和指标，研究中国过去30年（1980-2010年）经济增长的生态经济绩效和生态福利绩效，分析中国过去30年高速经济发展的模式类型与特征。通过比较中国生态消耗、经济增长、福利增长三种增长的状况，讨论经济增长与环境消耗、经济增长与福利提高的关系，检验理论内涵研究中提出的中国绿色经济观点，为研究中国未来30-40年的绿色发展情景提供实证材料。
发展情景研究：运用情景分析方法研究中国未来绿色发展的适宜模式，研究到2020年和2050年中国能源与二氧化碳排放、水资源、土地消耗、固体废弃物、生态绿色空间等主要自然消耗因子的不同发展情景，分析中国绿色发展模式的合理性与具体内容。研究中国在适宜情景下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生态足迹增长速度，提出中国提高资源生产率的倍数模式，提出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消耗脱钩的发展模式，建立可以长期进行后续研究的绿色经济数据库。
行动领域研究：运用所建立的中国绿色经济模型与评价指标，研究中国绿色发展模式在工业化、城市化、生活方式等领域中的表现形式。运用多年来国内学者在循环经济、紧凑城市、绿色消费等方面的研究积累，提出基于循环经济的新型工业化模式，基于紧凑城市的新型城市化模式，基于功能消费的新型现代化模式，分析研究中国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在这些领域的典型案例。
政策体系研究：研究与中国绿色经济理论与绿色发展模式相匹配的政策工具，通过案例研究与数据统计分析不同政策可以达到的资源生产率的效果。讨论政府规制、市场机制、社会参与等三类政策对于绿色经济行动的作用与表现，提出基于规模控制、公平分配、效率改进的绿色经济集成政策，讨论当前的政策如何向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进行创新与转型。
（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教授）
